来源：搜狐财经
“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10年2月3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我们借互联网新媒体之广泛传播，以百年视角，展望刚刚度过60年大庆的新中国未来。以1949为起点，我们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站在2049回望新中国。中国人，将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带向历史，或者未来？搜狐公司与亿万网民，一起期待智慧启迪。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主持人：吴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搜狐。我们大概在2007年就开始喊经济体制改革，后来世界金融危机使得改革中断了。3年以后的今天，社会矛盾都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我们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着，那是不是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无法掩盖社会的问题了？您怎么看待当前改革的局面？
吴稼祥：以前的改革主要是寻求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这是效率。像走路一样，先要迈一条腿，不迈出去永远不会走路。随着财富的增加就出现了公平的问题，效率优先的改革应该说完成的挺不错，兼顾公平、共同富裕、内需拉动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策性改革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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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吴稼祥 |
主持人：那您觉得政策性改革是现在的必然趋势，您觉得动力在哪里？因为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上面的动力在哪里？
吴稼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外汇储备，那怎么能把向外出口获得的东西变成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也不是随便扩大，也不是所有的企业主都那么和谐的生产。但是因为很多外向型企业，特别像储蓄外汇必须要融资，否则就进不来，还有国家的税收不扩大的话，要有自己的利润空间。唯一不受保护的就是工人收入这一块，这个问题涉及到公民的权益问题，涉及到工人用什么样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的问题。现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人有没有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不是享有权利，我们现在有工会，工会大家都知道是半官方主义，既不代表执政党又能代表工人自己说话的组织是没有的。
主持人：我们在中三角地带有很多维权组织，维权NGO，这可不可以看成是维权工具？
吴稼祥：是，这是很好的。国家放弃的经济领域越多，国家管得越少，国家越不可能事事都管。像尘肺病那个例子，他们后来有一个组织，湖南人跑到深圳去讨说法，结果一点说法都没有。他面对的是政府，假如他们有一个组织替他们找政府，他们去找企业，两个应该是对等的，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也保护不了他的利益。民间社会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民间组织。
主持人：那其实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民间组织，除了像工会维权的，还有环保的，包括像艾滋病这方面的、乙肝维权。
吴稼祥：这是社会的成长必须有的。
主持人：您觉得这些组织在中国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您能给我们一个客观的评价吗，他们的发展空间还需要哪些？
吴稼祥：现在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这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必须要想到现在因为提出和谐社会，以前是提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物资上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现在胡锦涛和运价报执政以后又增加了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并不是说社会不出事，和谐就是社会所有的人有一个协调的调子，这个调子要有一个指挥。一个真正的社会不是有指挥的，有一个共识在里面，共识就是指挥，共识就是社会稳定，就是经济繁荣，就能获得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利益。我们现在政府常常把非政府组织看成是敌对的东西，看成是一个异己的力量，甚至看成是有对维护社会稳定有害，但实际它们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的好处。
主持人：您刚才也说了，像这些NGO在中国是没有发展空间的，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吴稼祥：这个后果就是社会矛盾会积累下来，犯法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给他进行过滤，如果有组织的话就会告诉你这是不可以的。这样的话，就会把一些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集体行为，这种行为会走向过激。实际上社会非政府组织，或者民间社会组织是一个调节器，是缓解压力的东西，不会把一些的不满变成全部的不满，不是放大的，实际上是缓冲压力的。
主持人：那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的苗子，刚才您说的好像很悲观，本身NGO是有这样的作用，但是没有发展的空间，没有发展空间的话就会造成不好的后果，那您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的苗头或者好的曙光呢？
吴稼祥：曙光是这样的，现在的政府比以往的政府看起来更加关注民意，除了网络以外常常不能更快的到达这个平台上，这也是一个缓解压力的东西，他能够让你及时的看到某些事件在多大范围内会成为一个群体事件，有可能激发民愤，提前就可以做出一些决策。比如你看到很多案件，包括“躲猫猫”和刚刚发生的有毒奶粉的事件，都基本在一定层面上解决掉，而且是朝向民意的方向解决。
主持人：您说到网络，现在网络有一个发展的趋势，比如现在国家对网络的管理加强了，比如说像扫黄这方面的政策出台之后，对网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吴稼祥：也可能是以前顾不过来的反弹吧，以前重大的事件太多，包括非典到后来的奥运会，再到打非扫黄，在个人表达空间上面放得比较开一点。第二个也确实存在着所谓的色情网站对未成年人、孩子的负面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政府可能以这样为借口，因为网络审查是有许可的，所以附带的城市很多，包括手机短信，我认为这是一个恶劣的案例，成年人首先黄色段子发了多少需要承担什么，这是对公民权利的极大的侵犯。
主持人：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您觉得像中国经济现在是，比如今年提出产业转型、结构调整，您觉得这个具体化来讲的话主要是哪几个方面？
吴稼祥：最根本的要求，我们以前的经济层面主要是为其他国家人民生产的，所以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的产业结构就过剩了，过剩以后大批的农民工失业。我们的内需实际上是工资也不是很高，增长也不是很快，需求也有压力，能够积攒的钱都准备买房子了。我们现在的消费基本上还是一种买房子的消费比例多一点，工薪阶层的。所以我在回答一个杂志的提问就说，我们现在很多工薪阶层买了房子以后觉得不合适了，因为他每个月要还房贷。所以调整必须跟工人的收入相对提高，能够同步才行，否则这样的调整扩大内需也未必有很大的意义。
主持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做调整，您觉得有必要吗？
吴稼祥：人民银行的储备金已经开始在调整了，为什么说不能够马上大张旗鼓的说政策就改变了，因为经济发展尤其是股市，很多都是社会行为。所以政策可以慢慢的调整，但是不能够把他造成一个空气。
主持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降低压力，您怎么预期通胀压力呢，或者面临通胀压力应该怎么做？
吴稼祥：应该讲政府目前做的除了之前做的方法来吸纳货币，比如房地产、汽车，这是我们国家两大支柱产业，占的生产总值不超过25%到30%。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因为四万亿，因为四万亿没有直接的变成消费品，释放过程是逐渐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拿着这些钱，有一些进入股市，有一些进入房市，慢慢进入了高峰，现在开始适当的时候中央开始控制需求了。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之前颁布了《劳动法》，某种程度上是照顾了工人的权益，后来金融危机来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稀缺，这些计划好像都推迟了，没有声音了，您觉得现在应该重新拾起来吗？
吴稼祥：是这样的，这些政策都是需要长期才能看到后果的，现在十八大还没有开，这一届政府实际上是两届政府了，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紧迫问题提到日程上不好讲。国家的问题是三类，一类是紧迫问题，一类是重大问题，常常是重大的问题并不紧迫，紧迫的问题不一定很重大。问题看得很紧迫，未必像想得那么大。还有一些问题既重大又紧迫，比如工人工资过低他就开始闹事。因为我们现在有十万工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把要求提上日程议程的机制，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台和组织，这个问题一旦产生就特别紧迫。
主持人：咱们今天的议题叫2049，您认为2049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吴稼祥：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讲太长了，我们现在连一个金融危机都预测不到，还能预测到2049吗？
主持人：您预期2049应该是什么样的？
吴稼祥：那个时候中国的民主化应该基本实现，我自己是这个看法，如果那个时候再不实现的话，那太可悲了。
主持人：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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