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主政广东改革行政体制

　　“简政放权”，看起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但是广东的行政改革还是突破了人们之前的想象，无论是顺德的党政合一，还是深圳的“行政三分”，都触动了旧体制的敏感神经，而将“放权”扩大到县、镇一级更是相当激进。

　　这一波的改革浪潮，有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倒逼，更是执政者主动求变的破局之举。

　　广东两年走了两大步，第一步是以危机促转机，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局转化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在经济上发出“不救落后的生产力”外，汪洋强调的是“腾笼换鸟”，“扩笼放鸟”之经济政策，其核心放在了将“广东制造”改为“广东创造”。

　　第二步，则是以经济转型倒逼行政体制改革，从上至下开始破解行政壁垒。解放思想、大部制、经济功能区定位、放权强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都着眼于重建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汪洋说：“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之后的一切改革，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

　　广东变革的阻力很多，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能否为制度所破解，新的产业及逐渐提高的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未来举足轻重的力量，仍需时间验证。但广东的这次探路可以视为整个中国转身的样本，汪洋将这次转变称为“惊险一跃”。

　　跃过去，前面是康庄大道。跃不过去，广东只能沿原有之路前行。

　　这是广东要“杀开一条血路”的必然选择，这是广东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发展逻辑，所以这一轮改革，广东没有回头路。

　　广东政改探路

　　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将目标拓展到了县、镇一级，广东正在为其“全面转型升级”前的最后一跃进行全方位蓄力

　　文｜本刊记者 鄂璠 刘建华  广东报道

　　“这是一场持久战，又是一场攻坚战。”汪洋说，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将广东的转型比喻成一场新的国际竞赛。

　　尽管参加过无数次会议，也主持过无数次会议，但是东莞市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还是觉得大开眼界，“以前要一级一级的传达。”冼周恩说，“现在我们直接获得信息，就能很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

　　1月5日到7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全委会上，来自东莞、中山和江门的17位镇委书记列席会议，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镇委书记列席省委全会，这在广东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汪洋参加了东莞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和东莞13名镇党委书记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头一次意味深长，一个星期前，广东公布《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广东新一轮“简政放权”在新年拉开序幕。“身大衣小”、“脚大鞋小”，汪洋曾对珠三角一些县镇“财大权小”做过如此形象的比喻。在东莞，一个行政级别仅为正科的镇，却有100多万人口，200多亿元GDP，近30亿元财政收入。这些发达的镇街迫切需要更多的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意见》来得恰逢其时。

　　这是继深圳大部制、顺德综合改革之后，广东在半年内第三次强力推行的行政改革，从中心城市、到地级市、再到县、到镇，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几乎全方位开始破冰。

　　胖子如何“瘦身”

　　“人长胖的过程是靠吃出来的，而‘吃’是令人愉悦的。让一个已经胖起来的人主动减少美味佳肴，增加运动量，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广东省委全委会议上，汪洋出人意料的将“广东”比喻成一个“胖子”。

　　汪洋说，过去30年，广东靠外向带动加工贸易，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这种庞大的经济总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是一个迅速成长起来的“胖子”，看上去块头不小，但缺少肌肉，缺少力量，缺乏核心竞争力，“一遇到要较劲掰手腕时，就常常要打败仗。”

　　让“胖子”减肥，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是汪洋的目标。

　　“广东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广东省的三来一补企业有两万多家倒闭。实际上，比企业倒闭更糟糕的是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广东转型由此开始。“从某种程度来说，要感谢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因为它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 汪洋说。

　　在寒潮中，汪洋说出了“政府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话语，这一度引发了外界对广东的广泛批评，有报章评论指责这种说法不够人性化。其后“腾笼换鸟”的说法也引发了企业界人士的诸多担忧，但之后广东省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频频出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先后制定实施《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加快“十大创新工程”建设。

　　在经济“减肥”，练“肌肉”的同时，汪洋把另一个目标锁定在了政府体制改革上。

　　2007年，甫一上任的汪洋见识了广东的“特殊”。这一年的年底，同样是广东省委全会，缺席者竟达50多人，出人意料的是，之前汪洋已经在会上打过招呼。但缺席者仍然占到会议人数的10%，这让汪洋大为震惊，他说“省委全会是广东省规格最高的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本来就是靠这个会议安排工作，一个部门就一个人，还没有来，我们的决策就无法传达，更无法执行。下一次纪委要对到会人数进行登记，形成基本的制度。”

　　人们在惊诧南方官员的大胆，但鲜有人意识到，在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最前沿省份的政府官员们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位从广东省调任珠海的官员本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底下官员的消沉和散漫让他感到无力。一天晚上，他向省里来的朋友抱怨，朋友难以置信。他当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拨通一位他所重用的中层干部的电话说，“省里来了领导，我们正在商讨一些事情，你也过来一起研究吧。”电话那头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行啊，领导，我要在家陪我老婆。”

　　放下电话，他说，这就是珠海的官员。朋友愕然。这个故事足以印证当地的官场风气。

　　在前期的调研中，主政者汪洋同样发现：一些党员干部意志开始消退，拼劲松了、干劲弱了、闯劲没了，有的无所用心、敷衍塞责，陷于文山会海，忙于迎来送往；有的爱做表面文章，不愿真抓实干，满足于当 “传声筒”、做“中转站”，习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不是扑下身子干实事，而是眼睛向上谋“位置”。

　　在之后的会议上，汪洋当众拿出了一本《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在会上举例时特意打开书，读了一段：“吴南生置生死于度外，他说，‘就让我去汕头搞实验吧，要杀头就杀我的头……’”

　　汪洋说了自己的体会：“我一看真是激动啊，那个时候的勇气是什么，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当年没有资金就自己去找，当年搞电厂、修路什么都没有钱，没有技术我们就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三资企业，这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啊，使广东的发展实现跨越式的进步。”在这次会上，汪洋连用22个“解放思想”，向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员令，并号召各级领导发扬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精神。汪洋还要求，要坚持把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围绕“三促进一保持”坚定不移“腾笼换鸟”，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其时，隔江的香港《文汇报》评论道：汪洋真要“杀出血路”，得面对“三座大山”──改革动力不足、官员求稳怕变、企业畏难欠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