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冲击 国民财富急盼重整

　　国民财富急盼重整

　　未来20年，社会改革在中国经济主题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以此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的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临近春节，中央领导对调整经济结构密集表态。其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首当其冲。

　　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他就此提出了8点意见，在第一点中就提到“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央并就此提出三项举措。

　　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强调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安全网，要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此前，胡锦涛在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为主题的中央高层学习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部署2010年财政工作时，都强调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经过2009年，大家对‘调结构’的理解发生巨大转变，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对经济结构的逻辑关系认识得更为真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刘元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9年，宏观经济与社会问题关联愈发紧密。“国进民退”、“蚁族”、“蜗居”，这些滚烫的“热词”，背后是财富结构在财政刺激计划和信贷洪峰下快速调整，给社会一些阶层带来的冲击。

　　“决策层已高度认识到社会结构脆弱性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未来20年，社会改革将是中国经济重要主题，以此建设社会安全网，防止财富结构巨变后带来的冲击。”刘元春说，“以往零敲碎打的改革已经不足以应对今日局面，应有整体性方案。”

　　超高房价的两端

　　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中国则调转宏观调控方向，实施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计划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房地产领域应声而起。大批国企手握大笔银行贷款，迅速突破了国资委关于“有进有退，做好主业”的原则，也大举进军房地产业。

　　国企大举进入，抬高了土地价格，加之通货膨胀预期，大批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楼市避险。2009年3月份后，房价连涨10个月，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暴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一线城市数据则更高。

　　“房子是要卖给有房子的人。”房产的居住属性弱化，投资属性强化，成为财富再分配器。由于涨速过快，拥有资本和房产的富人更富，“非富”人群也可以参与获利，但月供等门槛已高不可攀。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不对称的增长

　　房价暴涨背后是国民财富结构的迅速调整。刘元春分析说：近年来，中国财富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各自的内在结构也发生着巨变。

　　经济高速增长后，国民财富已积累到一定规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分散资产风险，资产结构多元化需求日渐强烈。居民大规模重新组合资产，包括在消费贷款创新的带动下，将银行储蓄资产提前转移到不动产上；将银行储蓄转化为股票、基金、保险以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出现居民储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现象。2009年，这一局面有强化之势。“原本用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资金，却在金融系统打转。”刘元春说，2009年新增信贷9.59万亿元，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3.1万亿元。第四季度开始，存款活期化明显，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和投机领域，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黄金等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扬。

　　被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紧张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年至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扩大内需”与“扩大内供”

　　一贯对中国经济体制富于信心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难登临录》记录了金融危机后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无数半生不死的私营工厂的生存机会。”

　　张五常提出，应将“扩大内需”改为“扩大内供”，废除所有妨碍私营工业发展的制度，使之增加产出效率。比如撤销原料进口税，撤销“来料加工”这一制度安排，让企业自由内销，对内资外资一视同仁，简化税制等。

　　“鼓励内供是鼓励每个人主动地积极参与产出，这是中国经改有成的要点，但从鼓励内需的角度出发，是由政府花钱鼓励，是低产出的，性质是被动的。（财政刺激政策）无可奈何地用作过渡可以，长此下去，中国改革前功尽废矣。”他这样说。

　　多重冲突

　　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数据，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全年增速达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9年12月，重工业生产增速比轻工业生产增速快9.3个百分点，创1998年以来历史次高水平。

　　目前整体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相匹配。刘元春所带领的课题组就此提出要防止“无就业复苏”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进退两难”困境，面临多重冲突：其一，重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之间的冲突；其二，无就业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困境；其三，进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与不平衡调整之间的冲突；其四，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与作为经济支柱产业之间的冲突；其五，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与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之间的冲突；其六，结构调整进程中“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之间的冲突；其七，汇率政策调整中“贬”与“升”两难选择；其八，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绑架”的货币政策在“数量主导型退出”与“价格主导型退出”上的两难选择；其九，战略调整问题在短期战术层面进行独立实施带来的“长”与“短”之间的冲突。

　　刘元春认为，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民生”、“管预期”等多重目标的约束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面临政策组合无法完全实现“有效组合”的困境，宏观调控目标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其中部分目标需要弱化，部分目标需要舍弃。从最近中央领导的表态来看，高层已经做出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