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画报
专访江丙坤：“我只是一个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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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担任公职50 余载，从一个南投县政府小科员，一路做到台湾“经济部长”、“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副主席，到如今的海基会董事长。连民进党人士也称赞他为“最负责任的公务员”，连战更盛赞其为真正的“台湾之子”。自2008
文/刘牧洋 摄影/杨少帆
“请到民生东路3段156号。”
“是去海基会吗？”计程车司机回过头来问道。
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海基会”已经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词。1月22日，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湾民生东路的办公室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此时，距离第四次“陈江会”过去整整一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有关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话题在台湾被炒得沸沸扬扬。打开电视，新闻里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口水战；打开报纸，充斥的也是各路人马的多方说法。江丙坤也一刻不得闲，他需要不停地出面解释，打消人们心中的各种各样的疑虑，来保证ECFA能在第五次“陈江会”时顺利签署。
“这纯粹是个经济的议题，纯粹是为台湾找出路的议题，却变成了在野党（民进党）操作的工具，这就是政治。”江丙坤平静地对《外滩画报》记者说道。
这个78岁的长者，看透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经济的坚持。江丙坤在台湾担任公职五十余载，从一个南投县政府小科员，一路做到台湾经济部长、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副主席，到如今的海基会董事长。去年5月，这个连民进党官员也称赞为“最负责任的公务员”，一度悲愤请辞海基会董事长，但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坚守这个“没有薪水、没有健保”的岗位。身为本省人，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公职上，连战曾盛赞其为真正的“台湾之子”。
尽管已近耄耋之年，江丙坤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他身形高大硬朗，思路清晰，一个多小时的采访里，话语间有很强的逻辑性。
“我们讲话可以随便说的，不用稿子。”他记得，刚去大陆时看到官员都用讲稿才发言，还有点惊讶。
当摄影师在他面前架起灯时，他笑了起来，“还要拍照啊？我拍出来的照都不好看！”尽管这几年来，他频繁地曝光在镁光灯下，他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见证大陆和台湾一个历史时刻。
但单独坐在镜头前的江丙坤，却不太习惯，像是家里春节时才被要求拍张留影照的某个长辈，变换着动作和表情，带着几分拘束，又有几分新鲜。我们鼓励他自己发挥，他很高兴，“原来我以前拍照都不是做自己啊。”
在海基会的会议室里，摆放着了两岸各大航空公司送给他的飞机模型。这几年，江丙坤就搭乘这些飞机往返于两岸之间。“总有一天，我会恢复自由之身，做我喜欢的事情。”谈起退休后“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江丙坤一脸向往。
“他是海基会董事长最合适的人选”
2008年4月14日，马英九宣布江丙坤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6月，第一次“陈江会”在北京举行，中断9年的两会协商谈判重新开启；
11月，第二次“陈江会”在台北签署了四项协议，开放了两岸空运、海运直航和直接通邮启动，基本实现两岸全面“三通”；
2009年4月，第三次“陈江会”在南京举行，就共同打击犯罪、金融合作、定期航班、双向投资四项议题达成共识；
12月，第四次“陈江会”在台中讨论了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两岸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两岸标准计量检验认证合作、两岸避免双重征税及加强税务合作等四项议题；
而接下来将在今年举行的第五次“陈江会”，将完成ECFA的协商。
提起这一张张亮丽的成绩单，江丙坤很高兴。他的前任是辜振甫——台湾著名的“红顶商人”。1993年，辜曾和汪道涵召开了著名的“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高层的第一次对谈。2005年，在辜振甫去世前，曾遗憾“两岸关系没能获得实质进展”。而这一切，都在江丙坤手里实现了。
正如陈云林曾感慨的那样，“我们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做了过去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以至一甲子我们期待做的事情……”
“辜先生和我不一样，在他的那个时期有很多政治的敏感议题，他本人之前又是台湾非常知名的企业家，所以他做的事和我有所不同。”江丙坤说，他肩负的使命，是开启一个新的两岸关系时代。
“我们都认为他是海基会董事长最合适的人选，他在经济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对两岸经济的合作非常了解，我们台商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上海台商协会的会长李茂盛说。
大家都没有看错。在2008年之前，台湾各界曾纷纷猜测谁会成为辜振甫的接班人，人选中除了江丙坤，还有连战、宋楚瑜和陈常温等人，都是当时声名赫赫的大佬。最终，当江丙坤的任命下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没有人提出异议，现任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评价江丙坤是“适才适所”。
当时提到在台湾经济领域的人才，首屈一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萧万长，一个就是江丙坤。两者曾是长期合作的伙伴，上世纪90年代，他们是台湾经贸的两大掌门人，几乎所有萧万长担任的职位，下一位继任者就是江丙坤，“萧规江随”，成为台湾政坛一则佳话。
“我一直做他的副手，帮他主持一些事情，同时也在一边学习。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时候，我累积最多，所以到后来接替他的工作时，就可以很自然地处理很多事情。” 江丙坤回忆道。
2000年，台湾知名商人温世仁来大陆演讲，江丙坤作陪而行。那是他第一次前往大陆，所到的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北京、上海、苏州。而他的第二次前往，是五年之后为连战的“和平之旅”破冰。之后，他多次以国民党副主席的身份到访大陆，等到2008年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一职时，他已经和大陆台商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并对大陆的各行各业了如指掌。这些台商，后来都变成国民党坚定的支持者。
上任董事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江丙坤已经往返两岸30多趟。大陆几乎所有的台商，都和他打过照面。李茂盛已经把公司移到上海15年，这些年，作为上海台商协会会的会长，他经常有机会和江丙坤接触，“他是个很直率的人，不拐弯抹角，如果能解决的问题，他会尽量当场解决掉，如果实在有困难，他会说，‘哎呀，这个可能有问题。’然后告诉台商问题出在哪，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回去之后，他会再和海基会的顾问和专家研究。”
“台湾的未来在大陆”
“辜老当然德高望重，但他以前和汪道涵开会时，两岸还只是一些表面的接触，牵涉到实质的东西少之又少，讨论的重点多半是在对文法等小细节上。而现在两岸的关系飞速发展，经济的交往日益密切，就需要一个对经济了解很深的专家来坐这个位子。”李茂盛说。
在两会会谈时，双方的地位一直是个敏感问题。“过去要求对等，觉得全世界都在看。”在这点上，江丙坤很谨慎，在迎接陈云林会长来台湾时，他要求“所有每一个场合都有剧本，每一个剧本都要练一次，每一个动作都要很顺利。我们看到大陆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完善，希望不要出差错。” 甚至在座位上，也会计较一番，“我和陈会长都会推让一下，你去坐右边。”
但随着四次“陈江会”的成功举办，表面化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务实，越来越重视实质的内容，而不是只看形式。”
在去掉严肃的政治外衣后，江丙坤展现了他的幽默感。在台湾，“陈江会”被叫做“江陈会”，他曾和记者打趣道，他家里每天都在开“陈江会”，因为他的太太、女婿和媳妇都姓陈。
于是他向海协会长陈云林建议道，“我年龄比你大，所以应该是‘江陈会’，而且家里已经是‘陈氏天下’，你就让我有坐天下的机会吧﹗”
江丙坤说，他现在最紧要的任务是眼前的ECFA，“ECFA很重要，我希望把这些完成。”ECFA最核心的内容，是让两岸形成类似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关系。
“我一直在强调，台湾要避免边缘化，一定要和大陆走在一起。”说这话的时候，江丙坤斩钉截铁，没有丝毫游移。
江丙坤对大陆的了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早在1994年，江丙坤就看好大陆市场，率先提出台湾要做境外转运中心，承接大陆出口货物，要做货物转运枢纽，主张开放三通，放开管制，抢滩大陆，可惜因为当时敏感的政治局势，他的提议没被接受。
当记者问起他为什么当时已看出“台湾的未来在大陆”时，他慢条斯理地用他最擅长的经济原理分析起来，“这个很简单，台湾是海岛经济，仰赖出口，有了出口才有生产。台湾过去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但慢慢地大陆也变成最重要的市场。WTO规范允许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整个欧盟自由贸易的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东协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还有东协和大陆、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我们这种专门负责经济发展、贸易推广的人来看，是个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担心，在经济上和大陆绑得如此之紧，台湾会失去主动。“任何一个经济模式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是有利的，尤其是贸易这块。我们过去两会讨论直航，双方都受惠，没有我赢你输的问题，也没有利大于弊的问题，因为都是共同的利益，但是ECFA就牵涉到市场的开放，也是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导向的产业当然有利，对进口内需的产业当然会有冲击。假如没有这个协议，大家都是受害者，利大于弊，而对于，也有办法来降低带来的冲击。”
相较之下，江丙坤很是感慨大陆的经济环境，“每一个人坐下来就和你谈经济，每一个人都在招商，无论是政协人大，不管担任任何职务。大陆的进步太快，主要的原因还是大陆政府的效率高，决策很快，执行力很高，本身也敢大胆启用人才，对招商很努力。”
从头号“经济战将”到“台奸”
其实在担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前，江丙坤便认为是一个可“担得起大任”的人。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找到江丙坤，希望其能带队前往大陆，展开国共两党的“破冰之旅”。这个任务意义重大，“我需要完成使命，等到胡主席开口邀请连主席，让‘连胡会’可以实现。”江丙坤说，他带队的这个访问团也是从经济开始的，“一天之内要谈到10多项共识” 。
早在连战组阁时，江丙坤担任的是经济部长一职，“连主席了解我的背景，我驻日十三年，在南非呆了八年，都在大使馆担任公职，驻外的经验丰富。我充分了解，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江丙坤有着丰富的带团经验，当年他在担任台湾外贸协会秘书长时，就曾多次带着台湾的中小企业家，一年离台200多天，走遍世界100多个国家，为台湾企业寻找商机，签订各种贸易协议。
但对经济的认识只是一个方面，真正让连战敢委江丙坤以此重任的，是因为另一件事。
2000年，连战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民进党当政，他便让当时全力辅选的江丙坤把国民党一些元老的智慧组织起来，成立“智库”，即“国家政策发展委员会”。
“后来连主席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国会参加政治，便要我去选立委，去做立法院的副院长。”在第五届的立委任期结束后，江丙坤原本打算退出，但连战要他连任。没想到，那一年亲民党在选举中惨败，希望能够拿到副院长这个职务。“我就让出这个副院长，等于我为了党，顾全大局，牺牲自己。”
这个举动让连战看到了江丙坤是个能真正“顾全大局”的人才。果然最后江丙坤不辱使命，在大陆方发出邀请时，江丙坤打了个电话给人在东京的连战，报告这个好消息。
可是当时在台湾岛内，对江丙坤此举的争论已经闹翻天，有人攻击国民党是“吴三桂”，说江丙坤在“卖台”。当时正是台独分子要把国民党“割喉割到断”的时期，“民进党政府要对我采取行动，说我违反法律。”
当时连战给江丙坤打气，让他不要担心，并在东京不紧不慢地回应道，“我在吃面，他们喊什么烧（烫）？”
等到江丙坤的飞机从大陆飞回台北桃园机场时，整个机场聚集了不少人，来抗议他的行为。来接他的人是马英九，“马先生当时担任台北市长，他到机场来接我，告诉我没有问题，你这次去大陆，并没有签协议，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规定，他说法律是他定的，所以你放心。这是两码事情。”江丙坤回忆道。
从那个时刻起，这个台湾的头号“经济战将”身上就少不了被泼脏水。2008年，他在评价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时，说过一句“不怕台湾依赖大陆，就怕大陆不再需要台湾”的话，引起民进党的围攻，被称为“台奸”。
“请马英九先生把这样好的人才留下来”
2009年4月，又有人抓住他的儿子江俊德在大陆的生意，指责他利用海基会董事长一职“特权图利儿子，四处捞，不知利益回避”，这让从小教导儿子“做人要正直、做事要正经”的江丙坤几乎出离愤怒。
“有的人从政治立场不太愿意看到两岸和平发展，这让他们没有机会达到政治目标。应该用政策来辩论，但他们往往利用个人来打击，大谈你的家人和大陆有生意。今天台湾没有一个企业不跟大陆做生意，所以这是一个很牵强的指控。”江丙坤对《外滩画报》记者说。
随后5月6日，他愤然请辞海基会董事长，“在这个位子上，我只是一个义工，但如果这会连累到我的家人，我于心不忍，心里当然很悲愤。”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江丙坤语气沉重。
上海台协会长李茂盛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集体上书上海市工商局，请他们调查江丙坤及家人在上海的投资，以还其清白。工商局的回复是没有查到任何投资记录。
为了挽留江丙坤，大陆100多个台商协会的会长紧急取得联系。“四个小时之内，我们便达成了共识，无论如何也要留住他。”李茂盛等人集体出资，并联名购买《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第二天的头版半版广告。“当时时间太紧急，所有的报纸版面已经确定，最后和报社的编辑人员沟通协调，动员一切社会资源，在晚上8、9点才搞定。”
5月7日，报纸出摊，上面写着：“请马英九先生能把这样好的人才留下来。”
5月8日，马英九亲自出面挽留江丙坤，“他和我交流他自己的经验，任劳任怨，最后也被讲得体无完肤，他的家人受害也很深，他的姐姐要辞掉工作等等，以此来勉励我。”江丙坤最后打消退意，“这个工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除非你不做，不做只会让他们很高兴，所以最后留下来。”
而这次ECFA的议题，又一次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台湾底层民众担心，在和大陆联成经济共同体之外，“劳工要进来，农产品要进来，担心会失业，造成普遍恐慌。”民进党故意利用这些来进行煽动，“刚好去年有选举，今年也有选举，对在野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作的议题，利用这个来引起支持民进党的人，来左右他们的投票。”
最后，这些不良情绪发泄的对象，统统指向他。江丙坤耐心地和各个产业召开一次次的座谈会，“产业受损，劳工受损，所以先跟产业来沟通是最上策。”
去年12月16日，在江丙坤的77岁生日之际，他的儿子江俊德写了一封信，几乎让他落下泪来，其中有句话是，“爸，从您任公职以来，您就是一个有着过人精力的拼命三郎，夜以继日从不停歇，从不喊苦、喊累。这半年来，大家只看到镁光灯下您和海协会陈会长会谈的风光一面，可是在家里我却看到了您疲惫的身心与日益花白的发丝。是的，我知道您累了，您不是因为工作超过负荷而累了，也不是岁月不饶人年老力衰而累了，您是为了一连串的污蔑和抹黑而心力交瘁。”
“农家子弟只有靠读书才能出人头地”
言谈间，江丙坤挥之不去的台语口音清楚地透露出他的本省人身份。
虽然和辜振甫一样，同为本省人，但和赫赫有名的“鹿港辜家”不同，江丙坤今日的所有，都靠自己的双手而来。“我和他们几个走政治路的不一样，因缘际会到大使馆，后来变成经济部的人，完全靠自己。即便在海外时，也没有想过回来做政治，想着还是做专业比较好。”江丙坤感慨道。
1932年，江丙坤出生在台湾南投县一个贫寒的农家，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当地的居民多数没有土地，全靠割芒草卖给砖瓦场，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费。“因为是农家子弟，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读书来求上进。在艰苦的环境中，只有读书，才能出人头地。”江丙坤说，他从小学习异常刻苦。
父亲江水对江丙坤影响很大。尽管家里贫困，但江水对子女们的管教很严，尽力让自己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江丙坤的两位兄长都担任教职工作，这在当时的农家是很少见的。也正是在兄长的扶持下，江丙坤才有机会念完小学。
因为没有钱接受高等教育，加上家中务农，小学毕业后的江丙坤不得不去念农校，农校类似于大陆的职业培训学校。听起来，这是一条和仕途完全无关的道路。但他还是认真地去上学，每天五点起床搭乘小火车，放学回家已是星光满天。“我当时最大的收获是造就刻苦耐劳的精神，农校能提供基本而广泛的知识以及对产业的了解。”江丙坤说，少年时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做事风格影响很大。
从农校毕业后，江丙坤又凭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1954年从学校毕业后，他开始在家乡南投县政府做公务员，担任科员一职，每天上班下班，却也勤勤恳恳，不亦乐乎。
1960年，国民党开设了“中山奖学金”项目 ，旨在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江丙坤的兄长得知这个消息后给他寄去一封家书，告诉他这个消息。“出国是一个梦，永远达不成的梦。”江丙坤回忆道。在当年，只有有钱人才有出国的机会，对于他这种贫困家庭的孩子，出国留学根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他翻了翻资料，发现考试类别中刚好有一项是地政科，江丙坤心想所学和工作均与地政有关，“我又是念日文的，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去试一试吧。”
尽管是第一届，中山奖学金还是吸引了很多优秀学子的报名，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江丙坤清楚地记得，“当时应考者有720名，但最终只录取20人，每个专业只有一个名额。”
当江丙坤出现在考场时，遇到不少以前的同学，当大家看到他来应考时，禁不住感叹：“江丙坤一来，大家都没有机会了”。果然，最后江丙坤通过考试，进入东京大学农经系学习，成为中山奖学金政策第一届受惠的学员。也正是从此时，他开始受到了台湾政坛的关注。
临行日本前，因为担忧家里的经济状况，江丙坤灵机一动，将机票换成船票，把结余的台币交给父亲，才放心地搭上船。又因为听到港口的小贩说香蕉、菠萝在日本价高，他便买了三大篓带在身边，等到日本后卖出，一下子赚到了在日本第一年的学费。
那一年，江丙坤28岁。
“人生最大的事不过就是最小的事”
这个穷人家的小子出了国，进入了心仪的大学，异常兴奋。他根本没有想过，有朝一天，他会拿着台湾经济的交通棒，站在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指挥前路。对于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事不过就是最小的事，“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也没有励志要做大事，当你能够到日本念书，能够拿到博士，就实现了最大的愿望了。拿到博士之后顺其自然，没有要当学者，也不要做大官，当你到每一个职位的时候，就要把它做好。很多人会想我要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少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只是把工作做好。”
从大使馆回台担任经贸工作时，江丙坤做了萧万长的副手，他曾有个外号叫“江科长”，因为做事周密严谨，事无巨细，皆要过问，对于所有法令规章更是了如指掌。据台湾媒体报道，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他累积50年实务的笔记本，每本都厚达十几公分，共3本，都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最真实的记录。
“勤奋、正直，是家父遗传给我的性格。”江丙坤说，他会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也会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也会因为个人的兴趣交一些朋友，而不是因为什么企图而做这些。我对朋友也很亲切，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会和他们维持长久的关系。老朋友来看都很高兴，不会因为他现在是什么职务。”
这一点也让李茂盛感慨颇深，大陆的台商找江丙坤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不会看你的企业做得大还是小，态度都一样诚恳。”
李茂盛最感动的是，还是江丙坤身上强烈的责任心。3年前，台湾推行《劳动基准法》，当时还是国民党副主席的江丙坤亲赴厦门和大陆有关方面讨论此事。他晚上12点半才抵达厦门，第二天早上6点，便起床了，邀请台商协会的会长举行早餐会。“他想先听听台商的意见，才去和大陆的有关领导人沟通。”
而2009年4月，在南京结束第三次“陈江会”之后，江丙坤立刻赶往上海与台商见面，到上海时，已近半夜，“他坚持不休息，拨出时间来和台商开会，见面。”这对当时已经7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
江丙坤把人生的大半辈子都交给了工作，他说，如果有一天，从海基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会把时间留给自己，除了他喜爱的高尔夫球之外，还有旅行和文学。“大陆很多地方我都想去，只要有历史的地方我都想去，我也希望能够多学一点中国的历史地理，很难得。”上农校时，他才开始学中文，所以他对中国诗词也情有独钟，“那些都很美，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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