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缘何雾里看花

　　【背景】2009年第二季度始，中国股价反弹、房价上涨，其幅度远超经济基本面改善的步伐。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经历了十多个月的负增长后，在2009年11月止跌回升，12月再次上升1.9%，引发了对高通胀的担忧。

　　进入2010年，央行上调央行票据收益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动作频出，表达了货币政策调整的意图。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发行利率等到底因何而变，不甚明了。资本市场获取的政策意向并不清晰，甚至自相矛盾。市场认为，政策调整似乎试图改变流动性严重过剩，但央行官员却表示，流动性管理并不等同于货币政策紧缩。

　　这种做法与国际先进经验的差距，耐人寻味。尽管简单地看，货币政策只有三个方向：紧缩、扩张或者保持现状。但是，目前货币政策决策者似乎不愿给市场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些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政策表达显然令投资者无所适从，资本市场因此发生了大幅度的波动。

　　决策当局为何未能给出明确的货币政策调整方向？ 2010年，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调整路在何方？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指出，政策意向的表述技术“并不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包括目标不清楚、手段不成熟和职责不明确。

　　黄益平认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缺陷有三：首先，决策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描述经常发生变化；其次，往往更多地依赖窗口指导和信贷控制等非常规政策手段，而不是常规的利率和汇率工具；再次，货币政策没有一个职责明确的专门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常常成了非专业化的多方博弈。

　　经济学的常识明确了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一石两鸟“只能是碰巧。中央银行能够操控的政策工具只有两个：利率和汇率。流动性与利率其实只是互为替代品，最终起约束作用的只能是其中之一。如果试图以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四个政策目标，现实中一定“无解”，“更何况政府还往往主动放弃对汇率工具的运用。”黄益平说。

　　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增长的关注似乎要超过对通胀的重视。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在需要刺激增长时，动作敏捷，而要控制过热时却反应迟钝。黄益平认为，按照目前的决策逻辑，也许《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应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保持币值稳定”。

　　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已经近10万亿元，市场猜测2010年1月份新增贷款再次达1.6万亿元。毫无疑问，货币政策需要适度收紧。黄益平认为，决策者的迟疑，可能反映了其对增长还有所担忧，或者不愿为控制通胀而影响增长。但是，这样的迟疑可能酿成重大风险。

　　黄益平指出，直接调控流动性的好处是见效快，但却很难做到精确。直接后果往往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这可能是决策者不愿把政策意向表述得非常清晰的原因之一。

　　中国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央银行不是最终决策者，最终决策权在国务院。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包括“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和“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实际上却只能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提出建议”。

　　在谈到是否应当效仿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时候，黄益平表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货币政策影响广泛，因此货币政策目标更应清晰，手段需更加专业。

　　他指出，国务院决定货币政策，好处是将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通盘考虑。坏处是专业性差、时效性低，这容易模糊政策信号，同时削弱政策效果。最糟糕的可能性是，货币政策的决策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

　　经济学理论已证明，解决国内经济失衡，最好用财政政策；解决国际经济失衡，最好用货币政策。个别行业和群体的代言人当然可以反对加息或升值，但若因此干扰决策者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追求，最终只能妨碍国民的整体福利。

　　黄益平建议，要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改革货币政策框架甚为紧迫，其重点可能在三个方面，一是真正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货币政策目标，原则是一个工具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二是加速实现货币政策工具由行政手段向通行的利率、汇率工具转型。三是把中国人民银行改造成真正独立、专业的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