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收入“领跑”全国的启示

　　一些专家认为，浙江富民根本因素就是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培育和壮大了民营经济，也称“老百姓经济”、“草根经济”。

　　农民要增收，从技术研发到品牌营销，浙江正做着农业也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的探索。

　　统计数字显示，浙江省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一项 重要收入来源是转移性和财产性等非经营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10%。

　　发达的民营经济和全民创业的风气使浙江省成为大多数老百姓较富裕、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和社会矛盾缓和的地区。新年伊始，浙江省又发布令人鼓舞的消息：在2009年艰难应对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该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标志性地首破万元，第25年蝉联全国省、自治区农民增收“状元”。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获悉，2009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4611元，两者之比是1：2.46，城乡差距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33。城乡统筹做得比较好的嘉兴、宁波、湖州地区城乡居民差距更小，在1：2左右。

　　创业主体越多，农民收入越高，城乡差距越小

　　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浙江省何以取得如此佳绩？两个可以数字解释“增收密码”：浙江农民收入80％以上来自二三产业，浙江企业99.8％是中小民营企业。一些专家认为，浙江富民根本因素就是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培育和壮大了民营经济，也称“老百姓经济”、“草根经济”。

　　“城乡差距的小的原因是农民富，农民富的根本原因是浙江千百万民众是市场主体，数百万农民创业带动千万农民转产转业。”浙江省政府参事顾益康说，中小企业都是乡里乡亲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一个中小企业创业成功，一批人都富起来，“所以民营经济越发达，中小企业越多，创业主体越多，城乡差距就越小。”

　　据浙江省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全省目前66万个私营企业，200多万个体工商户，走遍全国的市场主体500万，国外100万。浙商研究会副会长胡宏伟还算了一笔大帐，5000万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劳动力，4个国民中有一个是小老板，或者市场经济主体。一个人带动一家庭，这样，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生活在较富裕状态的浙江民众至少2000万人。“一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没有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是空的。”胡宏伟举例说，在“袜业之都”浙江诸暨小镇大唐，6万人口，1万1千家中小企业，老百姓不用“指望”二次分配。

　　顾益康说，国强民富才是科学发展，“小河有水大河满”，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同时，政府的国库也随之充实。据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民连年成“创富状元”，浙江经济综合实力从12位前冲到第四位，“综合实力百强县”数多年居全国第一，总数占四分之一左右，2009年仅国税超过10亿元的就有36个县（市、区）。

　　一些专家还认为，不能因为应对金融危机出现“国进民退”现象，不要使大批民间资本拥有者担心政策会变、信心不足、转而不做实业投楼市股市“泡沫经济”，继续让千百万民众深信改革方向不会变，积极去获得自主、自由创造财富的空间，只有在这样背景下面，全社会财富“蛋糕”和个人财富都会增大。

　　“工资”占据浙江农民收入半壁江山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分析人员胡央娣认为，工资性收入是推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业或从事其他各种劳务活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达5195元，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51.9%。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万元的奉化市滕头村，如今工业和服务业已成为村里的主业，家家都办企业、家家都拿工资已成为这里农民的常态。然而，滕头村并没有放弃农业，只是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千年传统农耕业，在这块田野上已杳无踪影。

　　步入滕头村，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农具被浓缩进村里的农家博物馆中，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级高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这里的农民不再戴着草帽，而是穿着白大褂，庄稼种在试管里，这些带着种苗的高科技试管再远销法国、荷兰等国家。”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笑着说。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说，浙江省在农民增收的过程中，是一二三产业并举的，不断把农业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拉长农业产业链。“比如，农业向二产延伸重在深加工，经过加工和从田间地头直接出来的效益比是4：1，农产品附加值大为提高。”赵兴泉说。近年来，浙江省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以上，农产品食品加工率超过40%。由大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带来的浙江省食品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总产值。

　　顾益康等专家认为，农民要增收，从技术研发到品牌营销，浙江正做着农业也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的探索。浙江实践证明，在工业经济发达的省份，用工业化的思维谋划农业，同样能带给农民高收益，工资收入成为其重要的收入来源。

　　把农村“沉睡的资产”唤醒

　　统计数字显示，浙江省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是转移性和财产性等非经营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10%。研究人员认为，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中非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浙江省农村多种经济成分的活跃，股份合作、房屋出租等成为增收的重要渠道，包括土地在内越来越多的农村资源开始向资本转变，“沉睡的资本”正在被唤醒。

　　现在的浙江省，土地流转已呈“燎原”之势。到2009年末为止，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630余万亩，占土地总承包面积的32%。土地流转带来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超过1.2万个，所带动的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三成以上。

　　在临海市涌泉镇，村民尹先良的5亩柑桔未加入合作社前，高品质的桔果只占10%；入社后通过培训，指导，他掌握先进柑桔栽培技术，优质果率达到60%，售价从原来每公斤4元增至10元，收益增加5万多元。

　　近三年来，浙江还探索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以行政村为单位，对原有村经济合作社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更名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村集体所有的资源性、经营性和公益性清产核资，量化为股权，分到村民身上。目前，浙江省共有1400多个村完成这项改革，百余万农民成为“股民”，2009年人均分红527元。温岭市大溪镇潘郎村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建立村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后，村民人均分红800元。在许多农村，集体资产被用于办物业、搞租赁，农民仍然是村集体主人，同时又在二三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