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悖论与外汇储备保值策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于2009年末最后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对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预言中国将得到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报复。他认为中国将没有很好的对策，除了大量抛售中国政府持有的巨量美元国债，而那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刺激，约等于为正遭受经济困局的美国挠痒痒。

　　克鲁格曼的言论业已激起轩然大波，其诊断的病症和开列的药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他提到的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如何处置在近阶段却有明确的答案。

　　记得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大爆发之际，很多人对中国政府持有大量美元国债感到担忧，并进而抨击政府继续增持的决策。结果，美元不仅没有像人们担忧的那样贬值，反倒升值了，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在夏季台风到来的时候，我曾在上班的路上为爱人解释这种现象。对于海边的人来说，因为大部分的台风都不会严重危及自己，所以只要在台风来临的那两天呆在家里就行了。但是，若有多年不遇的剧烈台风来袭，他们就要考虑提前转移到附近更牢固的房子中去了。

　　货币亦是如此。当经济正常有序发展时，资金以各种货币形式存在。当严重的经济危机风险来临，能够变化和流动的资金必然要转化为更安全的货币形态。这时，逐利已不是第一要义，安全成为第一要义。与其他货币不同，美元除了作为支付手段外，还是国际货币，安全性是其基本属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依然未有其他货币能撼动美元并取而代之。同时，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第二个属性就是数量巨大。美元以及美元资产是全世界范围内财富的价值尺度，而区域货币则仅仅是本区域财富的价值尺度。

　　由此看出，中国政府大量的外汇储备选择以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形态而存在，既是为了实现保值而主动寻求安全港湾的体现，也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被动选择。试想，这些投资在美元形态上的巨量外汇（大约7500亿元美国国债以及7000亿元其他美元资产），除了国际货币能够吸纳，还能投资在什么货币和什么资产上呢？很多人可能会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买什么不好。

　　庄子有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倒一杯水在地上，只能漂浮起草芥子，放个杯子都要黏住了。货币也类似于水，小国的区域货币如同池塘，国际货币如同海洋，大轮船只能航行在海洋上，岂能蛰伏于一方池塘？

　　近两年来，对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来说，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功能发挥了作用。相反，假如大量外汇储备以波动较大的货币存放，比如卢布，在这轮金融危机中跌幅曾达到70％以上，甚至英镑以及欧元，在本轮危机中也曾跌幅达到30％左右，其后果实在不敢想像。假如购置黄金或者石油，因为大宗资产的价格是均衡的，一旦巨量资金介入，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大宗资产价格暴涨，其对经济的冲击也将难以估量。同时，价格暴涨也将使购置活动失去经济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做法是相对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大国政府的投资战略，其安全性是第一要义。个人或者机构高抛低吸的投资操作方式，对于政府投资战略来说，是难以采纳的。一个大国的财富也并非来自于投机，并非来自于国际间不同国别的财富分配，而是来自于科技进步、劳动创造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区别于资本主义初期殖民经济思想的进步所在。

　　克鲁格曼的立论把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国国债看作是可能的“杀手锏”以至作为可能的“撒手锏”，为其学者之见。现阶段，中国政府巨量外汇购买的美国国债，其安全性依然是内在需求，其配置数量与内容的变化遵循的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均衡，遵循的是国家外汇储备投资的自身规则，而非取决于情绪的跌宕。

　　当然，中国政府的外汇资产也并非不会改变，但这种改变只能是基于国内需求增长，从而使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源性驱动并相应降低其对外依存度，基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更加开放，从而使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与完善，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