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财政独立与办学自主权

　　熊丙奇

　　如果我国政府部门与大学，能处理好政府投入与大学自主办学的关系，大学能把朝上要钱的精力转向提高办学质量，以此吸引优质生源、拥有精英校友，也以此获得更多社会资助，那将是中国教育之幸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最近说，眼看亚洲新兴国家大量投资高等教育，预计25年内，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大学将能与美国长春藤名校和英国剑桥、牛津等并驾齐驱。

　　就在这之前，国内媒体报道了温家宝总理的一番感慨，1月26日他在听取科教文卫体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建议时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列文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

　　听说列文的预测后，网友们调侃他这是在给中国的大学吃“迷魂药”：国内高等教育界恐怕会莫名兴奋一阵。笔者倒不这样看，列文是根据他的办学经验有感而发，充满善意；但很显然，身为美国一所私立大学的校长，他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大学财政独立和办学自主权的关系。政府部门大量投资高等教育固然好，但高校的办学自主空间却可能因此被挤压。

　　中国的大学正面临这一困境。目前被列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大学，都是公办大学，办学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和学生学费；其中，985高校、211高校的政府投入（人头费、专项拨款和科研经费）在办学经费中占了更大比例。政府部门给大学投钱越多，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且往往会使用话语权施加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很多重点大学在实行省部共建后，大幅度增加了在当地的招生名额，由此造成“重点大学地方化”的问题。这仅仅是政府部门投钱而要求“相应回报”的一例。与此同时，因为主要办学资金来自政府，不管情愿不情愿，高校就得听政府相关部门的指令和安排。在上一轮大学本科教学评估时，只有极个别的高校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敢于以“原生态”接受评估——分析人士指出，这除了与当时的校长朱清时的个人风格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科大的上级主管部门不是教育部，主要办学经费来自中科院系统。

　　政府投入与自主办学如何平衡

　　发达国家的大学，也要面对和处理政府投入与自主办学如何平衡的问题。私立大学的自主空间大于公立学校，与资金来源有很大关系。我们在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怎样保证大学自主办学？有三条途径——

　　其一，建立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拨款委员会。为促进大学之间公平竞争，拨款方式还可采取向学生发放教育券的方式，即每个受教育者获得同等的高等教育经费，自由选择大学，大学拿着教育券去换取政府投资。这样，大学将可改变看上头眼色行事甚至“跑部前进”，把精力用在提高教育质量上，让受教育者得益，使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增强。

　　其二，大学建立理事会。大学从教育部“部属”、地方政府“省属”，转为“国立”和“省立”，将高等教育的“管、评、办”分离；从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办学、直接评价，转为由大学理事会商讨决定发展策略。在大学理事会的决策中，既体现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管理，同时避免以行政命令直接干涉办学。对应于大学理事会，大学可建立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益的教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

　　“校友捐赠率”是个重要指标

　　其三，大学努力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争取更大的财政独立，从而赢得更大的自主办学空间。办学经费过多依靠政府，大学很难有自主办学的底气，也就难有独特的个性魅力。前不久，中国校友张磊向母校耶鲁大学捐赠888万美元，引起了广泛关注。资料显示，耶鲁大学的“校友捐赠率”（毕业校友捐赠人数与毕业校友总人数之比）高达40%，而美国的其他世界一流大学，“校友捐赠率”一般也都在30%－40%；到2008年，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总额已达到369亿美元。何时我国大学的“校友捐赠率”达到30%，那时就可以说中国大学进入“一流”了。因为“校友捐赠率”是个相当重要的大学评价指标，是大学重视人才培养，毕业生质量高、发展后劲足，校友对母校感情深的综合体现；它远比论文数、专利数，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我国政府部门与大学，能处理好政府投入与大学自主办学的关系，大学能把朝上要钱的精力转向提高办学质量，以此吸引优质生源、拥有精英校友，也以此获得更多社会资助，那将是中国教育之幸；而如果政府部门把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掌控手中，大学为了获得资源紧密依附行政体系，那么，再等上N个25年，我国大学都可能难望世界一流大学之项背。当然，这不是耶鲁大学校长的预测“不靠谱”，而是我国的大学管理制度有问题。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