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国家教改

　　教育部官方网站日前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教育部提出，要成立国家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统筹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及试点”，研究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及试点实施的方案，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要探索制定各级各类学校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拨款基本标准，并要研究制定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方案，既要“要钱花”，还要“花好钱”。

　　自2008年8月起，国务院即启动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工作，文本将于春节后、两会前公布，征求公众意见。显然，教育部发布的今年工作要点，一方面透露了教改的大致方向，而另一方面，则预示着未来教改的操作方式与推进方法。上述教育部提到的工作要点，已涉及教改的两大关键点——财权和事权。

　　从这两个机构的建制看，似乎都下辖于教育部，这很有可能与教改方向违背。温总理前不久在教改座谈会上提到，教育改革要从四方面着手：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教育公平、倡导教育家办校，这四方面都向教育部门提出“放权”的要求，而设立“综改办”，其实质是将改革的权力也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进一步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某地区、某校要进行教育改革，首先要报经“综改办”审批，“综改办”审批之后，教改才能推进。这样的教改，与改革教育管理体制、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指导思路南辕北辙。

　　这是有先验的教训。目前我国已有五个省(市)、部共建的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但这些教改试验区根本没有改革自主权试验权，每一项改革都要报批。中国科技大学的前党委书记曾深有感触地说，学校的教改因没向有关部门报批，先后受到领导的几次“关切”。现在有了“综改办”专门的机构，“管理”各地、各校的改革不就更“正大光明”了？要相信各地、各学校有着改革的智慧，不然，落实办学自主权、倡导教育家办学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从“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的设立来看，这应该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一些智库的教改方案，提议在教改纲要制订中，要成立专门的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不再掌握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权，而是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在高校中推进政府部门希望开展的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活动。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可以保障政府对学校的基本教育投入，而政府部门的立项，则体现了各校办学的差异性，促使各校展开平等竞争。

　　但依据教育部的工作要点，“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的核心功能，可能变成了“要钱花”，然后再让各高校来“讨钱花”。“要钱花”的必然结果是，教育投入难以保证。众所周知，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曾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长期以来，国家教育投入迟迟无法达到法定比例，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执行部门应是最弱的一环，教育部门总是想方设法去讨钱，这也间接促进了教育中的各类工程、项目不断涌现(这些都是“讨钱”的招数)，沦落为教育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让学校去“讨钱花”，其危害已不必多说。

　　如果国家的教改最终变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教改，而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教育的传统思维和工作方式不变，教改将朝有利于保护行政部门既得利益方向发展。教育改革牵涉到很广泛的利益调整，包括调整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因此，更适宜的方式应由国务院牵头成立国家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其功能不是审批各地、各学校的改革申请，而是破除部委工作中不利于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传统思想、传统做法，这才有学校自主办学、教育家办教育的可能。同样，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监督政府部门按预算履行举办者责任、向教育拨款，并检查教育部门、学校使用资金的情况，这一机构应设立在全国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