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新网
王烽：资源分配行政化是大学行政化的深层原因
【背景】2月28日向全社会公开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对学校行政管理指出了未来的改革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行政部门对高校管理得过多过细，导致高校行政化趋向严重，以“权力”而非“学术”为中心，影响了原有的单纯的教学气氛。
针对这一弊病，2月27日温家宝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而规划纲要指出，将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同时，还将“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历时一年半、数十次易稿，关系中国教育未来十年的《规划纲要》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行政化给学校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让学校更多对社会、对自己负责？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认为，要解决学校行政化问题，不是简单取消行政级别，或者改变一种制度就可以解决的。
对于目前学校存在的行政化，王烽认为表现在两方面：外部，是政府对学校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化管理，如校长任命，对学校内部事务的插手，学校评比、评价等；内部，则是在学校存在行政层级，官僚体制以及行为、管理方式行政化。
在王烽看来，在学校行政部门和学术单位内部，流行的是按照行政层级自上而下靠文件、自下而上靠报告的行政规则，而不是学术平等、学术自由的规则。一些规则的制定，如学术评价的标准和程序也是行政部门制定。
上世纪80年代，学校自主权还不如现在大，但却少有行政化，为什么现在行政化越来越严重？王烽分析认为原因在于资源分配的行政化。现在的学校有钱了，包括资金、项目、名额等多种资源，是由行政部门和官员主导分配，致使行政化更严重。
王烽指出，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的角力不只在中国大学存在，在国外的大学里同样存在。但由于西方国家有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能实现两者的平衡。而在中国，这两者的关系是失衡的，行政力量压制了学术创造的动力和灵感，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这与政府职能转换未及时到位、事业单位改革仍在破局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高校内部设有学术委员会等很多学术管理组织，也有很多大学成立了教授委员会，试图减少行政化倾向。但在王烽看来，学术委员会和一些教授委员会仍然缺乏决策、配置资源、制定规则方面的实权，尤其是学校一级层次的学术组织很分散，缺乏整合，难以与依托众多部门的行政力量抗衡，有的自身甚至在运作中也存在行政化倾向。
对于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的路径选择，王烽认为，适度的行政管理是必要的。对于现代大学来说，规模扩大、筹资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也不是学术主导一切就好。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关键，校长需要职业化，管理队伍需要职员化，同时也让教授更好参与学校治理。
王烽认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将其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也要明确各类各级学校办学的权利和责任，让学校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王烽还强调，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还在于要完善领导体制，合理分配决策权，改变决策方式，健全议事规则和程序，完善大学校长选拔办法，强化学术管理机构的权力。
王烽认为纲要充满改革精神，他也期待，在细化、落实以及试点时，要充分理解纲要在重要改革方面的初衷，积极参与试点，探索出符合各地方各学校特点的制度和体制。■
（记者 杜娟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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