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宜“高歌”不宜“猛进”

　　 本报记者 季晓莉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的论坛上表示，在泛政治条件化的情况下，南北对阵的原因除了利益有分歧，更因为减排有成本，大家现在都有难处。发达国家肯定会维护既得利益，否则无法维持现有的生活模式和水平，而我们也不可能追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低碳生活”。

　　 现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既是低碳发展方向的旗帜，又是西方政治打压、贸易壁垒的棍子，对中国来说，灵活地审时度势也很重要。

　　 “在未来新一轮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竞赛中，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创造力，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潘家华认为，中国未来的低碳经济与减排行动，“可高歌不可猛进”。他认为通过停滞发展的手段来达到减排目的不现实。他提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应该“加速但低碳地发展”。

　　 清华大学CDM研究中心主任曾少华表示，CDM仍然是全球解决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行业发展的惟一有效双赢机制，规则有问题可以修改，但是像哥本哈根会议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工商业论坛有人提出的“CDMshouldbereplaced”（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应该被取代）并不可取。虽然中国目前已签约协议的CDM项目数量达196家，为全球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霸占”了CDM的资源。如果另外设定全球的行业排放方法来替代CDM机制，那会明显削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所以会议最后将“取代”改成了“改进”。

　　 清华大学教授齐晔表示，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有60%～70%用于生产制造业，而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主要用于消费领域。“在同一艘船上，有人包裹累累，有人一贫如洗，谁能发挥主导作用一目了然。”齐晔说，从碳基时代进入非碳基时代，谁掌握先进技术，谁就领先，但是这次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工业化中的国家反而有可能发挥前瞻作用，因为他们有更加迫切的压力。

　　 “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相对GDP降低40%～45%的碳排放强度是约束性指标，如果相关的政策不到位，这个目标就会悬在半空中。”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环境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当前的核心是将低碳行业的发展纳入法治化的框架，加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尤其应该加快推进能源法的立法。调整能源结构作为基本的概念，应该让全社会都能参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表示，未来国内减排的重心将放在研发低碳经济技术上，在财税和金融体制上给予扶持，进行碳排放交易的试点，提高全民的低碳生活意识。“如何将减排指标落实到具体的行业和地方，我们会在‘十二五’规划中考虑公平合理的分担方案，将约束性的指标纳入‘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苏伟表示，低碳目前在中国还仅是一种发展的思路和理念，目前还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减排要从国情出发，仅靠碳交易市场来减少碳排放，前景比较复杂，目前还是政府的扶持政策在发挥主导作用。”苏伟表示，中国未来不可能对碳排放总量设上限，甚至为了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未来还会有增长的过程。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不愿去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要实现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