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焚烧的“破局之旅”

　　近日，北京市一个赴日本探访垃圾处理技术的考察团受到极大关注，因为北京市政市容委邀请了自己的反对者、一位网名叫“驴屎蛋”的市民代表同行。这位年过半百的律师坚决反对在家门口的阿苏卫地区建立垃圾焚烧厂。

　　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其实无须担心“驴屎蛋”被 “蒙蔽”或是“招安”，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公民群体：他们把自己称为“团队”；他们有分工，却没有“头儿”；他们尝试过激烈的抗争，但最终选择了以科学完备的研究报告“以理服人”；他们与政府之间正在从冲突走向融合；他们甚至希望通过建立公民与政府之间平等对话的渠道，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家处理垃圾的既定政策，进而打破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之间的僵局。尽管结果未知，但在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历程中，这种以理性手段寻求双赢的举动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价值。

　　行动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位于北京奥北地区，其周边除了村庄和普通住宅，还分布着保利垄上、橘郡、纳帕溪谷等高档别墅小区。2009年7月底，保利垄上的一位业主偶然前往小汤山镇政府办事，无意中从公示中得知，阿苏卫地区又将上马一个更大规模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一共才出了3份公示，两份贴在镇政府，一份在垃圾场门口，民众怎么能看得到？”保利垄上的业主sally质问道。她是新加坡人，在北京居住了9年，却仍然喜欢带着本国的思维方式提问，“为什么没有民主决策的过程？为什么不邀请民众参与讨论？可行性论证又在哪里？”

　　业主们带着同样的问题找过镇长，但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总说“镇长不在”。

　　于是，在8月的一次业主大会之后，业主们集体“出去了”。那天下着大雨，保利垄上小区里开出58辆车，车上贴着反建的标语，围着阿苏卫地区“街游”。公安很快就知道了，不过警车并没有阻挡，只是“平和地尾随”。

　　当晚7点，sally回到家，两个小时后政府的回应就来了。对方在电话里邀请20名业主代表与市、区、镇三级领导对话。

　　第一次交锋并没有让业主们满意，双方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一方坚持“焚烧有害健康，不能烧”，另一方则认定“焚烧是垃圾处理的最佳方案”。尽管政府承诺“环评不过，不会开工”，但业主们很快就发现，阿苏卫周边的村里已经贴出了区政府的拆迁实施通告。

　　业主们自此正式成立了他们的“团队”，有人负责联络、宣传，有人负责行动，还有人负责撰写科学的研究报告。

　　行动组率先发起了“农展馆行动”。他们听说9月4日农展馆将举办“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其中“阿苏卫垃圾处理循环经济园”将作为环保项目主推。行动组认为，作为公民有必要在此时发出不同的声音。

　　业主们很清楚即将到来的国庆的重要性，因此事先定下了“和平、理性”的基调，要求“一句口号都不喊”。

　　当天也是下着雨，去了40多人。64岁的雷英也举着标语在会场外静立。这位来自橘郡社区的老太太是社区里的热心人士，此前刚刚为阻止一条马路从社区穿过而征集到500多位老人的签名。“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正当的事。”她说。当时的标语也都很平和，包括“我们要珍惜生命”、“保卫北京蓝天”等，雷英举的是“坚决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垃圾分类”。

　　一开始警方并没有采取措施，后来开始收缴横幅。等业主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三环路上的警车已经响成一片，包括雷英在内的7名业主被带到派出所通宵传讯。

　　此时雷英仍然觉得，让这么多警察整晚不睡觉“怪不落忍的”。“你们太累了。”她对警察说。最终这7名业主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拘留5天。在看守所里，雷大姐还在劝慰她的同伴：“我们今天牺牲自由，是为了环保，是为了北京城全体老百姓不受二噁英的毒害。”

　　农展馆事件之后，不少人退出了。网上发帖会被删除，本地媒体也被封口，反对垃圾焚烧的举动陷入了低潮。

　　变招

　　“女性在反对垃圾焚烧中是很重要的社区力量。”网名“谭嗣同”的保利垄上社区业主，在回想起那段“夜路中携手共行的日子”时感叹说，“没有她们，可能谁也坚持不下来。”这里面包括“永远不知道疲惫”的雷大姐，还有sally，她完全可以搬到位于顺义的另一处住所去。“一个新加坡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加入中国人民的反焚烧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谭嗣同”笑着说。这句玩笑源自另一位姓萧的女士，她一直在鼓励大家“快乐地做这件事，才能坚持下来”。

　　实际上，农展馆行动之后，整个团队也在反思，是不是应该寻求新的途径。“谭嗣同”在回顾各地的公民环保运动时发现，很多时候维权人士缺少与政府理性沟通的态度和准备，事情常常会演变成情绪的宣泄。最终“谭嗣同”与好友“佰扶勤”达成了共识，公民应该帮政府找出路，从政策角度影响决策层。

　　“在古代战争中，有时需要千军万马，有时只需要一个说客。”“佰扶勤”说。他曾经在政府部门搞过战略研究工作，深知“政府办公会确立的项目，不是不能改变，但必须要有依据”。

　　“谭嗣同”与“佰扶勤”这两位投资界人士由此启动了关于中国处理垃圾问题的专题研究。他们发现，目前国内是把消纳垃圾，即焚烧后回收电能作为处理垃圾的政策导向。而与此同时，国际上主流的做法已经转而采取更先进更环保的资源回收技术。在他们最终形成的一份77页的报告中，有不少篇幅都在介绍世界各国处理垃圾的方式。他们甚至大胆地设想，可以把回收到的有机质，通过铁路运输，去改造北京周边100公里的荒漠地带。

　　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份名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的报告已经从1．0版升级到4．0版，背后是两位研究小组成员通宵达旦的工作。

　　有时“谭嗣同”的妻子也会埋怨丈夫：“每天下班回家，你到底想跟你儿子一起过，还是跟垃圾一起过？”

　　大部分时候，“还是跟垃圾一起过”。这份参考了47篇文献的报告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公众最为担心的是燃烧垃圾所释放的二噁英等一系列有毒化学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可以破坏人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一些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二噁英中可以极大地增加人类罹患癌症的风险。

　　——由于缺乏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制约，中国的垃圾焚烧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假设焚烧同等重量的垃圾，中国二噁英排放量约为日本的47倍。

　　——由于阿苏卫处于“上风上水”的京北地区，这里焚烧垃圾产生的二噁英对其下游的天通苑、回龙观等社区居民，乃至整个北京都会有所影响。

　　……“我儿子才1岁。”“谭嗣同”说，“我很想陪儿子，但我更担心他摄入这种有毒物质。”

　　这份来自民间的报告在网上发布后，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指导和认可。一位北京某焚烧项目环评报告第一稿的起草人，在看到报告后，承认自己当时对二噁英的理解不够，最终站到了反焚烧一边。

　　“当时只欠一个渠道把它递交给政府机构。”“佰扶勤”说。此时恰逢广东番禺反烧事件轰动全国，纳帕溪谷的业主“驴屎蛋”应邀参加了凤凰卫视以此为话题的节目，由此认识了北京市政府参事、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这位“半官方”人士此后多次到阿苏卫附近居民区了解情况，并且把这份报告转交给了有关部门。

　　在业主们看来，正是这一官民沟通的渠道建立之后，才有后来市政市容委邀请“驴屎蛋”参加考察团的举动。正在进行的官方考察，不仅内容与报告的主旨相契合，甚至其中一些行程诸如“参观rdf（垃圾衍生燃料）处理”等，都是由团队成员通过私人关系为考察团安排的。

　　互动

　　有意思的是，在一片正面评价声中，北京市政市容委从未回应过“邀请反对者加入考察团的原因”。一位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是“领导集体研究的结果，也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的更多一些”。他表示，“我们希望媒体多报道外国的情况，让公众更多了解垃圾处理技术本身。”

　　业主们并不觉得那些善意的解读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佰扶勤”认为，半年来，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认识在逐渐接近。“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政府也不能过于僵化。”政府从刚开始坚决要烧，转变为愿意多出去看看新的方法。业主从最初坚决反对焚烧，到现在能接受rdf，因为这种燃烧方式能达到可以接受的环境指标。“这是一个融冰的过程。”“佰扶勤”说。

　　在反对焚烧的同时，业主们也意识到，政府在面对“垃圾围城”时也有难处。身为公民，如果只是垃圾的制造者，不积极地在源头减量，并实施初步分类，那么处理垃圾仍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最近，橘郡社区成了阿苏卫地区第一个自发启动垃圾分类计划的小区。发起人之一雷英指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组成中，厨余垃圾大约占65％。如果用于焚烧，将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现在他们已经找到3种消化厨余垃圾的方式，包括堆肥、养蚯蚓和购置厨余垃圾处理机，近期将择优开始实行。

　　与此同时，居民们也在联系相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垃圾处理问题在全国两会上受到重视。

　　在“一向乐观”的“谭嗣同”看来，从北京到江苏吴江，到广东番禺，整个中国的公民环保运动目前都得到了相对公正的报道。老百姓能够站出来，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参与政府管理，这一过程的实现是一个大的进步。照这个趋势往前走，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另一个让他感动的是团队的全体成员，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最终能坚持下来，称得上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公民二字意味着权利和义务。”“谭嗣同”说，如果每个人都既尊重别人的权利，也尊重自己的权利，既捍卫权利，也行使义务，那将会是非常有力的公民社会。

　　半年多前，这个本打算“不惜一战”的业主在给自己取网名时，想起了谭嗣同的那句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如今，“谭嗣同”发现，如果生活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流血，也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