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户籍制度存废想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重点所在


　　陈序

　　到了今天，中国改革不能不讲先后次序。户籍制度改革即是一例。全国“两会”前夕，13家中国媒体共同刊发了促请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社论。社论指户籍制度为社会不公的源头和腐败滋生的温床。户籍制度迟迟无法取消，原因何在？有三个不易解答的必答题。

　　首先，城市现有的福利资源能不能满足单向自由迁徙的需求？不能。政府手里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包括刚刚出炉的保障性住房连城市常住人口都不够分配。如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台词：“我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

　　何况，在有户籍制度的约束下，进城务工者主要不是冲着福利来的，他们看重的是机会——当农村改革进展缓慢，进城就业便成了农村人口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惟一机会。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去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农村地区为5153元人民币。去年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较2007年的3.32比1和2008年的3.31比1有所扩大。

　　其次，自由迁徙能不能减缓贫富分化？不能。以允许自由迁徙的印度和拉美为例。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城市找到工作，享受福利和当地人完全相同。但这并不能改变不同印度人经济地位的差异。刚进城打工的农民，或蜗居或露宿，形成了城市贫民窟。过去10年，印度大城市贫民窟人口不断上升。新德里总人口1200多万，贫民窟人口326万。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孟买的贫民窟人口585万。在拉美，大量农民不受任何限制地拥入大城市，造成市政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有增无减。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

　　以上现象，皆因农村人口进城是有成本的。自由迁徙降低了农村人口进城的成本，加速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势必令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满为患，贫富分化加剧。随着城市负担加重，国家势必向城市和城市贫民投入更多资源，而这些资源原本应该更多投向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而且，同样10000元人民币资金投在大城市和偏远乡村，哪个见效快，效果显著？

　　另外，城市居民福利与农村居民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福利如何定价、置换？城市居民有医疗教育方面的福利，农村居民有土地方面的福利，户籍制度是对两种福利不可置换的制度设计。现在进城的需求旺，进村的需求弱，户籍制度似乎成了单单挡住进城道路的障碍，这是误解。（我现在就想放弃上海户口，以换取温州郊区一个农村户口。）农村土地承包权允许继承后，农村人口出生后就拥有一份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只要存在真实的土地交易市场，这一权利就能换得财富。如果打破户籍制度，理论上除了应向农村居民开放城市居民种种福利，也应向城市居民开放农村土地使用权带来的收益。福利可置换的技术性前提是福利可定价。有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得先研究：怎么给两种不同的福利体系定价。

　　所以，帮助农民就地致富，因“地”致富，使进城不再是改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华山一条路”应该是比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更紧迫的政治经济议程，也应该得到全国人大更优先的重视与讨论。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电邮：chenxuchenxu@msn.cn，本专栏每周一至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