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劳动力要素价格正在发生复杂变化

　　⊙郑秉文

　　今年两会前夕，部分东部地区出现了“用工荒”现象。虽然这个话题没有像房价那样被排上“十大热点”，有关“用工荒”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的问题，正在通过“用工荒”等现象表现出来。由于劳动者是经济活动的 第一要素，因此这个问题亟待引起高度关注。

　　“用工荒”的出现是市场逻辑的结果

　　1．农民工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供需失衡导致价格失衡。

　　“用工荒”的出现固然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但从微观经济理论出发，去年的大面积失业和今年的大规模“用工荒”，都是市场价格的结果。或说，“用工荒”的出现，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造成的。

　　经济学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汇处形成，这个均衡价格就是市场价格。在中国诸多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农民工市场是一个竞争最充分的市场。从企业层面，全世界工会密度最低的农民工群体根本无力“杯葛”企业主；从市场层面，一盘散沙的农民工任由市场摆布。因此，农民工市场是垄断因素最小、竞争最充分、市场机制最全的要素市场之一。

　　农民工价格之所以低廉，是长期以来农民工供给大于需求的结果。1982年“三普”时农民工仅为657万，1990年“四普”时达2135万，2000年“五普”时上升到1.44亿。2009年3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结果已上升到2.25亿人。农民工占总人口比重在上述4个时点上呈快速跳跃式膨胀趋势。

　　由此看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出口产品竞争力之所以战无不胜、外汇储备规模之所以位居世界之首，甚至“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和“四高”（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等均离不开廉价农民工的巨大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廉价的农民工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一方面，农民工规模呈跳跃式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价格偏低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工务工意愿逐年下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春节前在全国13个省的26个大中城市和27个省的90个县开展了2项调查，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和“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共涉及3239家企业和9081名农村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

　　调查结果显示，有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与2008年同期调查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有30%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要视情况而定是否再次外出务工，所占比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就地创业和家里有事等。其中，在准备外出务工人员中，74%的人员准备回原企业上班，不准备回原企业上班的主要原因有：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没发展前途占14%，学不到技术占1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这项调查显示，就工资增长预期来说，企业主认为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将比2009年实际工资收入增长9%，而打算继续外出务工人员的预期则高达14%。就是说，务工人员的工资增长预期比企业主高出5个百分点——高出三分之一。

　　2．“用工荒”是农民工价格自发调节的市场现象，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周期性结果。

　　发达地区用工需求较大，工资水平较高，农民工比较集中。例如，多年来，仅广东省就几乎集中了全国农民工的15%-20%左右。较高的价格导致农民工蜂拥而至，流入过多，反过来对其市场价格增幅具有压低的倾向。例如，2009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1455元，与第二季度相比，增幅仅为2.5%；中部地区为1389元，增幅是3.2%；西部地区1382元，增幅高达4.3%。

　　由于用工价格增长在三个“台阶”中开始出现失衡趋势，农民工外出务工便出现此消彼长的状况。这个苗头早在2009年1月至9月便已出现。2009年9月底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增长4.7%，占全部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18.9%，比6月底上升了0.7%，成为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增长最快的地区。所以，1月至9月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务工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而相比之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009年6月底务工的劳动力比3月底下降1.2%；到9月底，珠三角务工的劳动力比6月底再下降1.4%；虽然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比6月底增长0.6%，但还未恢复到3月底的水平。

　　就是说，在2009年前9个月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农民工总体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却在直线减少，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却不断加快，农民工的供给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已经显现，特别是向西部地区的转移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这就是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价格台阶”中农民工供给情况此消彼长的基本图景：农民工向价格增幅稍高的台阶自发流动，价格增长较低的东部地区便出现“用工荒”；东部地区农民工的供给减少之后，其价格会自动反弹，于是，农民工的流入便开始增加；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还会再次导致价格增幅向下波动，于是，新一轮的“用工荒”便又出现。

　　农民工价格成因变化分析

　　1．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开始发生变化。

　　下面以2009年6月末数据为例，具体分析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民工机会成本上升的成因：

　　从工资性收入上看，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使农村本地务工所得人均增长8.6%，而外出进城务工收入仅增长7.7%；

　　从家庭经营收入看，由于农村受金融危机影响小于城镇，人均增长5.5%，而城镇经营净收入增长仅为3.9%；

　　从财产性收入看，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例如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增加，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租金等收入均有所增加，人均财产性现金收入增长9.9%，略高于城镇的9.1%；

　　从转移性现金收入看，由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四项补贴”构成的惠农政策力度加大之后，农民的转移性现金收入大幅增加。尤其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新农合覆盖面已基本达到应保尽保，报销医疗费比例和低保费均增有所幅长，养老金和救灾款增加幅度较大。所有这些，使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31.4%，远远高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9.1%的增长；

　　从社保预期看，2009年8月中央政府公布农村养老保障新政即“新农保”政策出台，两级财政补贴式的养老制度特征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社保预期，而外出打工参加城镇社保门槛居高不下，城镇制度没有任何变化，即使2010年1月实施养老关系转续办法之后也并没有降低农民工参保的门槛。换言之，农村社保新政的不断出台和社保制度不断完善的向好预期在客观上也是提高农民离乡外出打工机会成本的一个因素。

　　2．“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休闲逸乐”正逐渐成为他们的一个机会成本，导致价格含义发生较大变化。

　　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父辈之间，他们的机会成本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较大“代沟”。“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他们已占农民工群体的60%以上。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求职的绝对主体，甚至在东莞占近9成，年龄30岁以上的仅占9%；在佛山占7成，40-50年龄段的仅占1成；在江门占8成以上。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十分明显，即受教育程度高，可塑性强，学习能力强，创新能力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已完全城市化，对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追求较高，追求个性独立和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更加珍惜个人价值和崇尚自由，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仅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而且不愿做城市的“过客”，试图融入城市的潜意识更加强烈。

　　同时，他们几乎没有种过地，甚至很多人就出生在其父辈打工的城镇居住地，工作耐受力远不如他们父辈，出门务工的意愿低下。在他们眼里，其父辈们每月拿到的工资是不平等的“裸工资”，与城镇职工相比，缺少同等的诸如住房、医疗、养老等各种福利特权和子女受教育特权，更没有逸乐休闲。于是，在“新生代农民工”眼里，务工所得被低估，“裸工资”具有机会成本，那就是休闲逸乐及其有品质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们观念中，休闲娱乐的价值要大大高估于其父辈，于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机会成本高于其父辈。

　　总体看，在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的今天，要想获取或恢复原有的劳动供给，就需要市场调节生成一个新的均衡价格。而随着农村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农村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每一代农民工的工资需要不断提高，需要不断将机会成本加入进去。其实，这也是对人力资本投入的一种回报，否则，其劳动供给曲线就会向左移动，出现“用工荒”。

　　3．大学生“就业难”作为一个反例，恰恰证明农民工“用工荒”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的结果。

　　一面是农民工“用工荒”，一面是大学生毕业就业难，如何解释劳动力要素市场的这个奇特现象？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也是市场价格规律的结果。2009年6月末的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在岗职工月均工资2440元，比2008年同期增加了279元，平均增长12.9%。相比之下，公务员增长15.1%，事业单位14.7%，高于全国平均12.9%的水平，而企业平均增长11.9%，低于平均水平。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工资水平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平均增幅为进入21世纪以来最低，与2008年相比，已经回落了5.1个百分点。否则会更高。正是由于价格的原因，才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于是，国家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几千个大学生报考一个职位的情况便司空见惯。

　　那么，为什么大学生供给大于需求，却没有压低机关和事业等公共部门的价格？答案很简单，因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定价机制”不同，中外概莫能外，例如，法国和瑞典也是典型的案例。公共部门的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政策价格”，公共部门的价格带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其工资增长据有相当的刚性，一般是“盯住”社平工资指数。例如2009年机关工资调整和津贴规范开始逐步兑现等，于是，在不同的“定价机制”下，大学生的“过度供给”（指相对于国家机关的需求）并不能像农民工市场那样在较短时期内会自动压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价格，所以，大学生就业难短期内将难以缓解。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虽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案例和社会现象，但其所反映的本质是一样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