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贾存斗 兰方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涉及利益的根本性调整
分配改革路漫漫
盘点中国岁末年初关键词，“收入分配改革”不遑多让。刚刚开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也备受关注。
近期以来，决策层就此问题频频吹风。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传递出决策层关注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信号；之后，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以及各有关部委负责人，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以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与此相应，坊间传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操刀的新收入分配方案即将出台。这份名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文件，2004年便开始酝酿，并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六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终未能与公众见面。
据本刊记者了解，该方案短期内出台可能性不大。一位发改委内部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上面认为这个方案还不成型，还要研究。”
多次参与方案讨论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对本刊记者透露，“方案已经转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中央领导表态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来。”
杨宜勇同时提醒，公众不应对这个方案期望太高，“毕竟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是向前推进一步而已。”
两极跃变
在长期研究劳动经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看来，几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完成了从绝对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过大的惊人一跃。
他认为，这样的转变速度，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分配曾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抓手”。1978年至1984年间，打破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当时的主旋律。具体体现则是在国有企业中打破“大锅饭”，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之后，一直到1992年，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步入一个探索期。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展开，除了按劳分配，其他分配方式的合法性逐步得到确认。这一时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但尚未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从1992年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入市场导向阶段，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明确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
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宋晓梧认为，如果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扩大化两种矛盾还处于并存阶段，之后平均主义再也不是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了。
时至今日，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化，已经把这个国家撕扯得面目全非。
以国际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为例，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1，整体上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均水平。学界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就意味着绝对平均分配。
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进入典型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有经济学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1980年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当于日本的水平；1990年，也还等同于加拿大的水平；到了2000年，则超越了印度，直奔墨西哥的水平。
正是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冲突，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应对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带来的压力。这些措施包括免除农业税、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劳动执法以及加强区域发展协调等。
有限成果
诸多专家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把2003年看成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对本刊记者说，这一轮改革的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
客观而言，这些措施对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最低保障水平，这两年都在不断调高。加上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也间接增加了这一群体的收入。
2010年2月，经合组织（OECD）在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以“收入不平等增长暂停？”（A pause in the growth of inequality？）为题，对中国近年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举措给予积极评价。报告称，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08，比2005年的0.41略有下降。
不过，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仍未真正破题。
2009年10月，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发布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存在三大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开始加速扩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历史最高水平”。
—微观分配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具体表现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尚未形成一个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
—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从而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人伟等学者，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居民收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产性收入更加悬殊，为不断扩大差距推波助澜。
宋晓梧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举例说，以行业收入差距为例，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高度垄断的金融行业（不含证券）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当于最低收入行业的11倍；即使把证券业包括在内，行业差距也达7倍之多。
提高初次分配比重
自2003年至今，如果说在“提低”方面有切实成效的话，“扩中”和“调高”则乏善可陈。
在李实看来，政策很难在“扩中”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杨宜勇也对本刊记者表示，“扩中”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政府很难从行政上直接介入。
但在“调高”这个政府本应大有作为的领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对于高收入群体，累进所得税率并未上调。而公众最为关注的物业税和遗产税，具体推行仍无时间表。
目前，正在酝酿中的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笼罩在迷雾之中，但具体内容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2009年8月25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中国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以2006年为例，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为44.2％，远低于发达国家60％到70％的平均水平。即使纵向比较，这个比重也是下降的，如1999年居民收入还占到了国民收入的48.9％。
只有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让公众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发改委内部，具体操刀新方案的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在2009年也明确指出，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
他强调，为实现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的目标，中国将加快城市化进程，并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促进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等。
不过，对于正在讨论中的新方案，不少专家学者并不满意。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新方案强调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以及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但并未设定任何定量的目标；此外，包括基尼系数，也未设定具体目标，这都令人遗憾。
他同时建议，要实现对高收入群体的二次调节，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打破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放宽准入限制。而目前政府各个部门，传递出来的却是互相矛盾的信号，在简单的做大做强和鼓励竞争之间首鼠两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也建议，新方案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和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目前，中国公务员内部收入差距之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垄断性行业不仅整体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迷雾中的远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人伟对本刊记者直言，根据自己多次参加方案讨论的经验，发改委是一个综合单位，不可能搞出操作性很强的细则性方案。毕竟，该方案由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八个部委会商之后共同形成，很多东西只能是原则性的。至于更具体的东西，可能还得留待相关部门陆续配套推出。
据了解，国资委正在研究央企高管薪酬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正在研究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等。
“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调整，绝非短期之内可以完成。
目前，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是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本刊记者表示，如果一次分配太不公平，二次分配再怎么调节都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从2000年至今，中国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徘徊在12％左右。而在1980年和1990年，这个比例还有17％和16％。
但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所得报酬短期之内就会相应减少，这对于决策者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无论是财政收入的直接减少，还是资本流入的减少，都可能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从而对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构成现实挑战。
这又回到一个古老的话题：效率与公平如何协调？
杨宜勇对本刊记者表示，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收入改革分配的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一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才变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提法的变迁不难看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在不断变化之中。实际上，直到今天，到底应把分配公平放到多高的位置上，在决策层乃至专家学者层面也仍不乏争议。
要切实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推动收入分配根本性变革，除了决策层真正下定决心，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宋晓梧指出，劳动力作为一种要素，其价格当然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劳动力在市场交易时，永远不能离开其所有者，因此又有其独特性。只要劳动者通过工会采取有组织的行为，才有可能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相比于无组织的劳动力市场，工人工资一般要高出15％到20％。
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但在各种重大劳资纠纷中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强化工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不完善，提高劳动者收入就很困难。
在唐钧看来，即使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工会也有很大的自我调整和发挥空间。关键是要赋予劳动者必要的权限，比如罢工权等，就有可能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解决至少是改善私收入分配问题。
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赵人伟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只有形成互相谈判、制衡机制，充分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彻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政府最大的职能，应该是为这样的机制真正形成创造有利条件，而非直接介入。
贫富两极
富人
2007年，中国富人总数达到了创记录的41.3万人，比上年增长两成。
所谓富人，是指那些可投资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的人。这个资产门槛，并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易耗品和耐用消费品。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富人数量下降到36.4万人。但由于其下降幅度低于亚太区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富人在亚太区所占的比例仍在上升。
从全球范围来看，继2007年超过法国之后，2008年中国富人数量又超过英国，已进入前四名。目前全球富人数目前三位是：美国、日本、德国。
在亚太，中国内地目前的富人还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略多，但也已超过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印度的总和。
考虑到日本国内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中国富裕群体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一半。
与亚太区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中国财富的集中更为惊人。中国内地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财富，超过了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以及印尼富人财富的总和。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预测显示，到2018年，中国富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值有望进一步迅猛增长，人数也将达到2008年的3倍以上。
资料来源：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凯捷顾问《2009年亚太区财富报告》
穷人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07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1490万人，已不足农村总人口的2%。
但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截至2005年，中国仍拥有2.54亿贫困人口，这一数字仅次于印度。
中国的贫困线设定标准，还不足国际标准的一半。实际上，在被调查的75个国家中，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最低的，还不及老挝、越南以及菲律宾。这个贫困线，甚至难以满足很多人基本的食物和其他必要开支。
如果要估算在农村面临贫困威胁的人口，可能还要巨大。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不仅脱贫人口有返贫的危险，就连普通家庭也难以应对巨大的灾难。为应对这种潜在的风险，哪怕是穷人也不得不设法做一些储蓄，这进一步压低了其生活水准。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使得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2003年，中国最穷的10%的人口，只获得总收入的1.8%；而最富的10%的人口，则瓜分了29.9%的总收入。
对于穷人而言，不断上涨的医疗、教育等开支，也正在成为沉重的负担。据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家庭的平均医疗费用上涨了6倍；如果从1980年计算，则上涨了40倍。从1988年到2003年，教育在家庭开支中的比重，也从1%激增到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9年《中国的贫困与收入差距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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