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红晓：体制改革滞后是中国教育根本症结

　　教育改革无疑是“系统”的改革，主责者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

　　教育亟待“系统”改革

　　教育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注定为正在召开的“两会”热议，也为社会各界瞩目。

　　 这主要源于两个事实：一是国人长期重视教育的传统，对教育变革异常敏感；二是“两会”前夕，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纵观《纲要》全文，主要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明确提出，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到2010年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4%。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3.48%。这意味着三年后，中国教育投入增量或将超过2000亿元。

　　 二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考招生改革、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开放民办教育，增加教育供给。这无疑是提高教育投入的绩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之根本。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教育大国，现有1.54亿义务教育学生、2400多万高中生、近2200万中职学校学生，还有2300万大学在校生。全国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加起来约为2.22亿人，超过中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同时，中国还有1700万教师，其规模举世少有。

　　 就教育而言，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是投入，二是质量。就投入而言，政府、家长、民间投资都可是教育投入的主体；就质量而言，是对教育投入的绩效的拷问。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都非常关注投入的产出，这种产出就是“教育服务的质量”。

　　 要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一方面要多方筹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改进教育系统的效率，吸收现代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的先进成果，及时更新教育内容，改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期教育成为提升一国人力资本价值的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投入的问题就相对清晰：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部由政府投入，把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公共产品向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由国家、家长和社会力量共同筹资，扩大教育服务的供给，给家长和社会更多的选择。无论是政府全额投资还是多方筹资，都不意味着教育机构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

　　 应该说，2005年以来，中国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从绝对数到增幅，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教育投入的增加是否同步带来了教育质量的提高？答案好像并不确定。这从近年来公众对教育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就可见一斑。

　　 中国教育从整体上难以“令人民满意”。目前公众对教育“行政化、官僚化”多有批评；同时，城乡教育差距悬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突出，城市中小学“择校热”高烧不退，高考录取公正性屡遭质疑，教育乱收费和腐败多发。凡此种种，有目共睹。

　　 问题出在哪里？除了政治体制的“硬约束”，教育内部的体制改革滞后是症结所在。正如诸多有识者所指出，多年以来，各级政府向教育系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近五年尤其可观。但是，政府教育投资的效率并没有质的提高，相当一部分教育投资并未获致预期的结果。从各级各类公立学校里，一线教师对教育行政系统的抱怨中，就可明显感知这一点。由于僵化的教育体制，教师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压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8年8月启动的《纲要》制定，显然寄托了决策者对教育改革的巨大期望，也是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路线图。事实上，这个管到2020年的《纲要》，教育改革的政策措施和诸多试点还主要集中于前三年，即2010年-2012年，其中深意存焉。

　　 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显然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对中国这个拥有高达2亿多学生的国度，教育服务的提供、付费、监管显然应有“革命性的改变”，而不是拘泥于现有格局。

　　 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至4%，尽管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言“难度不小”，但一旦该比例最后变成政府教育投资的政策目标，通过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应该没有问题。

　　 一旦政府教育方面投入达到期望的4%，教育质量和投入的绩效必然会成为公众在教育方面关注的首要问题，教育系统和行政部门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必须有独立于教育系统的机构跟踪评估教育质量和教育投资的绩效，并实行教育“问责”。这是确保《纲要》不变成“教育系统向财政要钱计划”的当务之急。

　　 教育改革无疑是“系统”改革。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知，主责者也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