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陆磊
投融资体制复归及其“解药”
2009年以来，有两个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与数量扩张相结合），但是中国出现了货币乘数大幅度提升并推动广义货币增长率快速上升的局面，而美国则面临货币乘数下降近一半，广义货币几乎不增长的状态。显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猛增背后一定存在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制度背景—其直接体现是政策对金融资源的动员力，或者说，尽管经过了金融体系改革，但投融资体制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化特征。
第二，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2.5%，净出口为-44.8%；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体现为对中国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新增需求，那么两者相抵所形成的净贡献效果为7.7%。换言之，在8.7%的年度GDP增长中，真正的终端需求所提供的经济增长为0.7个百分点。即仅靠投资，我们实现了GDP“保八”的基本目标。
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货币政策导致了投资和信贷旺盛，而是财政政策推动信贷和投资高增长。事实上银行有理由认为，还有哪种信用比主权（政府）信用更令人信服呢？第二，相信政府信用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信贷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推动财政投资和“铁公基”项目上马就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政府信用凌驾于实体经济部门，其结果是显著的体制复归。
由此形成的再分配效应，最典型的就是投资领域的国进民退。从2009年开始，国有部门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国有部门投资增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投资增速为35.2%，高于全国的30.5%），结果是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国有部门倾斜。
在公共项目分配上，Safire的《政治学词典》以“猪肉桶”（pork-barrel）理论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抢项目行为—整个财政资源就像“猪肉桶里的猪肉”，各地方当局会以“从猪肉桶中多抓一些猪肉”的方式尽可能多上马地方公共工程项目，获利是本地，而财政成本却由全体居民承担。
综上所述，在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萎缩的进程中，中国事实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货币政策。因而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和中长期贷款过多，表象是相对紧的货币政策显得无效，实质是财政投融资体系出了问题。
如何对症下药？第一，在中期必须改革投融资制度。只要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不转型，则货币政策很难退出宽松状态，否则将出现银行部门最终承担所有基建投资项目损失的局面。据此，首先应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把可盈利投资项目向民间转让；其次应逐步减少新开工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确保2009年上马项目不烂尾；最后应建立土地出让金运用制度，避免形成高地价、高房价、抵押品价值高估的信用风险循环。
第二，为确保2009年高投资和高信贷所伴生的潜藏危机不爆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先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退出。尽管2010年的外需好转和国内消费需求稳定有利于民间投资复苏，但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一是2010年的中长期贷款仍必须向已经投放的中长期项目倾斜，否则将因项目缺乏后续资金而造成不良贷款，因而数量从紧无从谈起。二是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越发艰难，2009年末已达22万亿元中长期贷款的利息负担过于沉重，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的牵制效应。
第三，社会资产配置结构改革是未来的基本方向。当前，所谓调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受制于初始资本来源结构—土地。只要土地使用和配置制度没有实质性变化，金融资源自然会向土地的实际控制者手中集中，投资结构、产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亦无从调整；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终端消费需求亦很难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一要素所有制改革将是可以比肩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变迁，无论就其制度后果或经济增长效果都是如此——想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吗？那么，实行土地所有权和分配制度改革吧。
作者为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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