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生均经费标准可以使教育去行政化

　　“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召开，适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作为这次起草组的咨询专家，很早就介入到文本的起草工作中，并参与多个版本的咨询与讨论。他本人亦在高校工作二十多年，近年来参政议政也多集中在高等教育这个领域。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就《规划纲要》起草的台前幕后，以及高校“去行政化”等热点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邵鸿委员。

　　对于刚刚公布的《规划纲要》文本，邵鸿委员持“基本认同”的态度。不过，他还进一步提出，教育部应尽快制定“各类高校生均经费标准”。

　　对《规划纲要》“基本满意”

　　《21世纪》：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规划纲要》的公众征求意见稿，对于这个版本，您如何评价？

　　邵鸿：我不能说这稿已经很完美了，毕竟我们此前提出的一些意见还没有写进去，但是不管怎样，有三点我是比较赞赏的。首先，以我有限的阅历来讲，一个文件下这么大的力气，而且如此广泛的征求各方面人士和社会的民意，这是前所没有的。你看前期起草时分那么多组，进行那么多调研，开了那么多基础专家会，反反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包括总理也亲自开了五场座谈会，在我印象里还没有哪一个文件、哪一个行业有这个待遇。不管怎么说，这已经很难得。第二，确实在起草中我们的很多意见被采纳了，这次公布的版本就比以往的版本有很多新增加的内容。

　　《21世纪》：有什么新增加的内容？

　　邵鸿：我可以举几个很具体的例子。我比较关心高教这块，因为自己在高校工作了几十年，这些年参政议政也比较多地集中在高等教育这块。这次文本里提到高校去除行政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强烈呼吁的，包括我们提出来的要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地位，提高教代会的地位等。我们还提出高校要信息公开，因为此前的稿子里只是在招生信息方面提出了要公开，我们觉得高校管理部门的信息也应该公开。后来的文本中也有这条，就是“制定学校基础信息管理要求，加快学校管理信息化进程，促进学校管理标准化、规范化”。

　　另外，此前的版本中也没有提到人大、政协在教育发展与改革中的作用。我觉得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教育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可能抛开人大？后来的版本中就增加了“各级政府要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教育工作情况”这一句。这次文本中也提到了“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我此前一直主张这个机构就设在人大，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因为如果这个委员会仍设在教育系统内，不会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就个人而言，我提的很多意见确实体现进去了。所以，凭良心讲，对于这版我还是满意的。《21世纪》：我在这次全国“两会”期间接触其他委员代表时，也有很多人评价，认为这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对于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的很多“老大难”问题并没有回避，政府这个姿态还是令人欣赏的？

　　邵鸿：对，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规划纲要》对当前教育面临的众多难题没有回避，而是给予了明确回应，态度也比较明确。比如说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等，很多提法我都是赞成的，而且还给出了具体比较可行的办法或者努力的方向。其实，像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在反复的过程中磨出来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如果说这版《规划纲要》文本很好，似嫌溢美，但我对这个稿子还是总体给予肯定的。

　　建立“高校生均标准”制度

　　《21世纪》：我们也知道这版《规划纲要》文本在公布之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带队到各个民主党派征求意见。您当时提了什么样的建议？对于这稿，您认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邵鸿：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我觉得现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可做的事很多，这版《规划纲要》中也有涉及。但是现在可操作的且具有关键意义的改革举措，是尽快制定各类高校的生均经费标准。

　　制定这样一个标准，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教育部以及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手上，以名目繁多的项目形式加以支配。学校要钱？可以，但是必须要到我这里来申请。这样就产生了很多弊端，首先是学校自主权谈不上，各种经费必须向主管部门获取;而学校要拿这笔钱，就必须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图和框架来办学和申请，所以又必然会出现千校一面的情况，不利于教育多元化；尤其是，这么大笔资源掌握在行政管理部门手里，很容易滋生寻租和腐败。如果能制定这样一个生均经费标准，并且能够落实到学校，那么学校的经费就比较有保障，而且钱怎么用就是学校自己的事，教育主管部门不能插手，只要负责评估考核即可。高校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自己的特色学科，去办自己想办的事情，这样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才真正是实的，否则文件上讲再多自主权也没有用。也就是说，这是高校自主办学的基本条件。

　　《21世纪》：制定这样一个生均标准，是不是也有利于平衡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

　　邵鸿：对，像一些中西部的省份，生均经费才三千多一点，而北京上海生均已达三万左右。很多省属院校每年大幅度扩招，可是经费没保证，所以扩招后一些省的生均经费是不升反降的。制定这样一个生均经费标准，给地方政府提出了一个硬性的约束，要求其必须保证投入，这样也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巨大投入差别。此外，现在高校负债情况不容乐观，很多经费都用在新校区基础设施建设上了，如果按照生均经费核准的办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解高校债务。所以，我认为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建立各院校办学的生均经费标准，包括学生的经费、基本科研费以及学校运转费。教育部如果能把这个标准定好，并大幅度提高高校办学标准，相信可以一举多得解决很多问题。

　　区域性对待

　　《21世纪》：依照您的表述，建立这样一个标准对于高校改革颇具意义，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基本制度在过去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邵鸿：有两个基本因素。首先，在以往政府财政比较吃紧的情况下，又要强调办大教育，教育部门不可能出台专门针对所有高等院校的较大规模的支持政策，地方高校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这样自然形成部属和富裕省市院校的生均经费就多，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省市地方院校就特别困难。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管理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有既得利益，不会轻易放弃对经费的掌控，因而愿意并习惯于工程项目式的经费审批模式分配资源。

　　《21世纪》：这样一个标准的制定，是否也要考虑到区域经济差别大的国情呢？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邵鸿：的确，中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各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差别很大。我建议首先可以设定一个最低的生均经费标准，规定各地政府在对高校投入时，不能低于这个标准。现在不少中西部省份的高校，生均不过三千上下，这点钱够办什么学校呢？如果我们能够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生均5000块，要求各地至少要达到这个标准，上不封顶，但必须要有最低的，这样高校经费投入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个事情必须尽快做起来。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谈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可以先解决生均经费的问题，同时再落实学术委员会、教师职工代表大会和信息公开制度，这些都是最容易操作的并且相互配合。先把这些事情做完了，再谈下一步的事。不从这些事情入手，要取消高校行政化，我也觉得不现实。这看起来是一项具体的措施，但它的积极影响其实是全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