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庆：开征环境税要考虑税赋平衡

　　“环境保护已经真正纳入国家的综合决策中。”

　　刚刚结束全国首次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王玉庆，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得出上述结论。

　　作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今年两会的数份提案都与环保有关。他在3月6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开征环境税必须考虑企业的综合税赋水平，一旦开征环境税，就应该合理调整其他税费，平衡企业税费负担。

　　“继续推进节能、尤其是煤的清洁利用，是中国推行低碳经济最切实可行的路径。”他判断说。

　　开征环境税要考虑税赋平衡

　　《21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污染源普查与环境税的开征是否有关联？环境税的开征有无大致的时间表？对环境税的具体征税范围等细节你有什么建议？

　　王玉庆：环境税的议题一直在研究，过去中国有一些环境收费，比如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等，现在有一些专家建议将这些费用改成环境税。比如，湖北就有一些地方在做试点，排污收费由税务部门来征收，但这仍然是费，还不是税。要不要从排污收费改成环境税？现在还在研究，目前没有明确时间表。

　　把费改成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方向，应该加快进度。设立环境税使税赋结构发生变化，增加了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内在动力，起到保护环境的政策导向作用。

　　但是考虑到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本身比较重，一旦开征了环境税，就应该合理调整其他税费，这样企业综合税赋率不至于有明显增加。平衡税赋非常重要，环境税不仅仅要从环境考虑，还要统筹考虑综合平衡的问题。

　　虽然说征收环境税后，相关的环境治理费用就不再征收，但是我估计征税的范围要比过去收费的范围宽，所以还需要进行测算，弄清楚调整过后企业的税费负担究竟如何，根据测算结果来做具体调整。

　　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环境税一旦征收起来，应该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清洁能源的开发、节能的补贴，这样征收税的目的才能有效实现。

　　节能是减少碳排放的现实选择

　　《21世纪》：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考虑，你认为应该从哪些层面刺激低碳经济的发展？

　　王玉庆：其实很多工作政府一直都在做，应该说是有延续性的。我认为推广低碳经济有几个关键的环节。

　　第一是节能。节能的领域很宽，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能源的梯级利用和智能电网的改造等。这些工作过去一直在做，现在需要加大力度。节能对中国来说是推行低碳经济最切实可行的路径，因为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比较高，节能是减少碳排放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二是新能源开发。这是低碳经济比较重要的层面，也是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未来主要是要把握新能源开发的节奏、力度以及关键技术的攻关，使行业健康发展。第三是现有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利用。目前我们70%以上能源消耗都是依靠煤炭，而且考虑到资源禀赋，这个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还很难变化。因此，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现有能源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

　　例如煤发电，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技术发一度电只消耗320克左右的煤，我们比较好的水平也就340克，比较差的甚至要上400克，技术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是低碳消费。这需要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让公众在日常生活、消费观念上更加环保，进一步减少能源消耗和垃圾排放。

　　“十二五”应增设减排指标

　　《21世纪》：“十二五”规划有没有提出新的节能减排指标？你对十二五规划有何建议？

　　王玉庆：“十二五”规划现在已经有一些要点，正在内部征求意见，将在今年五、六月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结合普查的环境数据，听听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我个人的意见是，“十一五”规划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应该在“十二五”规划中延续下去。

　　比如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政策在“十二五”规划中应该延用，“十一五”规划中确认了COD（化学需氧量）以及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第二个需要延续的是继续实行地方政府的目标责任制，制定约束性指标，确定地方政府的责任目标；另外，“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工程减排、技术减排、管理减排等等都是比较好的做法；“十一五”规划还特别重视监测体系、统计体系、指标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十二五”期间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完善这些体系。

　　也有几点改进的意见。我们需要适当增加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控制指标，过去只有两项（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十二五”期间还应该增加氮氧化物、氨氮等减排指标，这对全面改善环境质量很关键，毕竟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不仅仅是一两项指标。这次主要污染源的普查，对确定增设哪些新指标很有帮助。

　　其次，要更多重视环保中的技术创新，开发引进先进技术。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安排了关于水治理的重大专项，但是大气、固体废物领域仍有许多技术难点需要研究开发，“十二五”规划应该增加这两项重大专项。

　　再次，规划中应该增加环境科普的内容，这比一般的宣传更为重要。比如，关于垃圾焚烧、发展核电、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等等，都需要进行环保科普教育。

　　最后，是明确国家各级财政的投入以及各项相关的经济政策的继续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