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希尔斯：不炒房的美国前住房部长

　　她与人合开过一家律师事务所，当过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但父母都没上过大学。她丈夫曾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近日，这位美国史上第三位女部长卡拉·希尔斯在上海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

　　文/洪立 摄

　　卡拉.希尔斯有一份会让很多人感兴趣的履历：

　　洛杉矶一律师事务所的共同创始人；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内阁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北美自贸区协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美方首席谈判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她的家庭同样很有意思：她毕业自斯坦福大学和耶鲁法学院，曾赴牛津大学进修，但父母都没上过大学；丈夫罗德里克.希尔斯曾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

　　近日，希尔斯来到上海，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上海市美国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演讲的前一天，她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

　　住房部长解读住房危机

　　从外表看，你很难相信卡拉.希尔斯今年已经76岁了。另外，与在台上发言时的干练、有力不同，台下的她态度和蔼，笑容温婉。

　　她当美国住房部长虽然已是35年前的事了，但当年的情况与今天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1970年代美国经济也是动荡不安，通胀、失业率都高达两位数，同样出现了住房危机——由石油震撼引发的（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石油，导致西方油价暴涨——编注），它导致企业成本骤增，大量公司倒闭，从而带来房贷危机。”希尔斯告诉记者。

　　她被福特总统任命为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部长时，这个部才成立10年——根据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于1965年由局升部的。它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HUD的使命是增加住房拥有率，支持社区发展，增加不带歧视的廉宜住房供应。”

　　拥有自己的住房，是“美国梦”的构成元素之一。希尔斯解释道：“美国人认为，如果房子是你自己的，你就会悉心维护，这对社区有利。如果社区中有一幢房子残破失修，就会起传染作用，导致整个社区房价下跌。因此，‘居者有其屋’是好的理念。”

　　但她同时指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拥有住房：“拥有住房并非没有成本。除了要还贷之外，一旦屋顶漏雨或水管堵塞了，你必须有能力把它们修好。你不希望让人们因为只能勉强偿还每月按揭款、但实在无力再承担维护房屋的费用而变得情绪低落。出于政治原因，一些国会议员认为收入不高的人，也可以担当起房主的责任。他们实际上是在伤害这些人。”

　　2008年之前，由于房市持续火爆，房价节节攀升，很多美国人借助很容易申请到的贷款，争相买进第二套、第三套住房，认为今后可以靠这些投资赚钱。房市大投机的泡沫最终吹爆了，并引发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住房自有率急剧下降。在全国各地，无数按揭购房者因无力还贷被撵出家门。“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尤其是对那些只有一套住房，只想让子女过上更好日子的普通人来说。”希尔斯指出。

　　她认为，解决住房危机必须先重振经济，而后者则只能通过刺激计划来实现，而且必须尽快实行。

　　希尔斯表示，政府有义务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但不应把他们限制在低收入社区中，而应给予他们发展、致富的空间。“当年福特总统签署的第一份法案，就是1974年的《住房与社区发展法》，它彻底改变了住房业图景。我们不再把公屋项目放到一个地方，以免出现贫困人口聚居的贫民区，而是通过新建房、现有住房和翻新房来安置他们。这些安置房分散在各个社区，我们会让收入不高的护士、警察住进这些社区，作为居民的榜样。我认为这一项目相当有效。”

　　有趣的是，这位前住房部长并不炒房——夫妻俩只拥有一幢住房，位于华盛顿特区；“我们没有度假屋。不过在女儿买房时，我们给过她一些帮助。”她告诉记者。他们的房子比较大，“如果你有四个子女，就需要大房子。”

　　从女律师到“两朝”高官

　　卡拉.希尔斯出身在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个白手起家者的建材商人，他出家贫寒，没上过大学，连高中都没毕业。学护理的母亲家境好一些，但小时候就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大。他们只有两个孩子。“我和哥哥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希尔斯说。

　　希尔斯本科念的是斯坦福，其间经选拔到牛津大学念了一学期；毕业后她进了耶鲁法学院。

　　之所以选择当律师，是因为从小爱看书的她发现，美国很多政界名人都是学法律出身，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在开国先人中，律师的比例也很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等等。”

　　不过，她决定当律师并不是为了进入政界；“我是为了解决问题”。获得法学硕士后，她从诉讼律师、公诉人干起，也研究过反托拉斯法。后来进入联邦司法部，担任负责民事局的助理部长。

　　当副总统福特接替因水门丑闻下台的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后，希尔斯找到了他。“当时我们的经济形势几乎和现在一样糟，还深陷越战泥潭和水门丑闻，政府面临很多诉讼。因此我对福特总统说：总统先生，你需要我在司法部效力。他却回答，我缺的是一个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经理人。总统要你换部门时，你必须服从，这就是我出任住房部长的原因。这个职务不是我主动争取来的。”希尔斯回忆道。

　　此前她和福特并不认识，估计是有人向总统推荐的，原因是她刚进司法部时，负责民事局的助理部长已经出缺好几个月，积压了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她的处理得当使同事产生一个印象，这是个能够解决难题的人。

　　不过，对希尔斯的任命却在参议院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当时国会两院都是在野的民主党占多数。“最后表决虽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但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主席普罗克斯迈尔强烈反对对我的提名。他说，你不是城市学专家，我会投你的反对票。他说的没错。不过在我离职时，他给我写了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数语：亲爱的卡拉，我当初的投票错了。比尔。”希尔斯告诉记者。她感慨说，当年的国会远不像现在这样党争白热化。

　　1989年她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这大概还是有人举荐的结果。“布什总统任用了很多福特政府的人，包括国安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我和他很熟悉。对国际活动我倒是很活跃，认识很多人，熟悉多国政府。大概有人认为，我胜任那个岗位。”希尔斯推测道。

　　第二次退出政府后，希尔斯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后被理事会推选为主席。

　　点评总统“老板”和当代女杰

　　就自己效力过的两位总统而言，希尔斯对福特明显感情更深。在2006年12月福特的葬礼上，她是八位护柩者之一，也是唯一的女性（“我是他内阁中唯一的女部长”）。

　　比较两位“老板”的不同，她指出：“福特总统对国会可能更了解一些，因为他当了很长时间的国会议员。他原本的志向不是当总统，而是当众议院议长。最终能够如愿当选，显示了议员们对他的信任。但福特总统一向受人低估。”

　　福特虽然曾是美式足球明星，但有时似乎有点笨拙。一次他在机场绊了一跤，从此媒体就一直盯着他，巴望看到他出洋相。希尔斯为这位已故上司辩护说：“其实他是在干全职工作、为自己挣学费的情况下，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他非常聪明、果断。如果我和同事意见相持不下，就会一起去找他。我们分别陈述自己的理由，总统听完后，问两三个问题，然后当即作出决断。即使对一个法官来说，这场当庭决断的情况都是非常罕见的。我对他评价极高。”

　　福特离任时，美国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大为好转，通胀率降至5%以下，失业现象也明显缓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上升了。但在1976年的大选中，福特却不敌卡特，尽管两人的得票差距不大。美国历史学者公认，是赦免尼克松的决定断送了福特的连任机会。

　　希尔斯同意这一观点。“福特总统总是把国家利益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赦免尼克松，是为了让全国忘掉水门、继续前行。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会陷入至少两三年的诉讼战中，这会让他无法专心干总统工作，政府官员也必须不时作证。他让这个可怕的问题成为过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姿态。但当时人们都知道，这是一种政治自杀。他自己也很清楚，不过从未后悔，他说我必须为国家这样做，这就是我当总统的理由。”她解释说。

　　谈到老布什总统，希尔斯说：“他经验非常丰富：当过众议员、驻联合国大使、相当于驻华大使的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情局局长等，他同样熟悉政府的运作方式。他也是个很有风度的君子，我从未听他说话谁的坏话。他愿意主动接近政治对手的阵营，经常与民主党议员共进午餐。布什总统则很有经验，且考虑周到，善于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此他在国内外行动中基本都获得了成功。”

　　对当今美国政坛的三位女明星希拉里.克林顿、南希.佩洛西和莎拉.佩林，希尔斯对前者推崇备至：“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干得相当出色。

　　尽管我们分属不同政党，但我很钦佩她。她工作极为敬业，很善于表达。她上任后的亚洲之行应该评A+，她在美墨边境发表的讲话也应得A+。在这三人中，她远胜于另外两个。我不欣赏那种冲人叫喊的政治家。所以，我对国务卿克林顿的评分非常非常高。对另外两位，我不想打分。”

　　对话卡拉.希尔斯--“今年中美关系将会很坎坷”

　　两国在历史、文化和对事物看法上都不同，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差异，才能更好地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交谈。我们也应当理解对方受到的政治压力。

　　B=《外滩画报》；

　　H=卡拉.希尔斯

　　B：你在福特和老布什政府任职，是否是个共和党人？

　　H：对，我是个登记在册的共和党人，但大概比当今多数共和党同仁更中立一些。所以对两边我都可能持不同意见——面带微笑地。

　　B：为何没有为里根总统效力？他不仅是共和党人，也是你的加州老乡？

　　H：我曾在里根政府的住房委员会任职，只是没有辞去私营部门的工作。

　　B：你和当过证交委主席的丈夫对这起危机如何看：是房产业还是金融业惹的祸？

　　H：是两者共同造成的。我们看法一致：危机起源于住房业的金融部分。将按揭合同的汇集、再用数学模型分组，用作抵押发售的做法带来了过度扩张，这类杠杆抵押的风险最后变得过大，直到失控，导致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所以说，危机始于房产业，最后传染到整个金融业，而金融业又是经济的血液。我和丈夫都认为，问题出在风险管理不足，银行家和监管者都没有或不愿意识到其中的风险。

　　B：你对中国住房热有何看法？

　　H：你无法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它并不简单划一。在沿海地区，房产市场存在膨胀现象，但在内陆地区就没有。不过我认为，中国可以做一些事来帮助民众。例如在中国，贷款和利率都向大企业倾斜。大国企不支付股息，纳税不多，且多投资于创造就业机会很少的重工业。中国有研究报告指出，钢铁、水泥等五大重工业制造了40%的污染，却只雇用了2%的劳动力。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只有不到两成能申请到贷款，但它们聘用了八成的劳力，贡献了大部分税收收入，让这些企业无法投资、成长似乎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消费者储蓄很多，但得到的利息率不高，这些储蓄大多被用来向大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让储蓄者得益不多。这一切似乎有必要转变。

　　B：当年的贸易谈判是否比现在的容易一些？

　　H：我认为，最艰难的谈判是在国内，而不是与外国的谈判。但现在的国际谈判可能更难一些了。值此全球经济动荡之时，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与贸易相关的人总是说，贸易是人们能为国家做的最有利的事，但也最不为人们喜欢。当你开放市场或做任何不利于部分人群的事，他们就会抗议。尽管有分析说，开放会带来外国投资和商品，能创造就业机会，使本国产品更有竞争力，但多数人不清楚这一点。因此，保持市场开放在国内是难度很大，但与世隔绝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开放。

　　我担任贸易代表时，有幸与吴仪女士谈判，也与周小川行长谈判过。我们达成了美中间的第一份知识产权协议和第一份开放市场协议（1992年）。

　　B：你如何看目前美中关系的紧张？

　　H：这让我很不开心。我认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与最大经济体应能坐下来，讨论彼此存在的分歧。我相信很多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但即使是好朋友，对某些问题也会存在不同看法。我们应当努力搭建桥梁，弥合分歧。对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对话我非常赞成，两国军方也应更经常会面。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对话，少争议，但今年可能会很坎坷，尤其是贸易方面。因为我们都面临着挑战，因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抬头。但头脑冷静的人应该试图解释贸易和开放市场的益处。从历史上看，越开放的国家越繁荣。

　　两国在历史、文化和对事物看法上都不同，但这并不意味另一方是错的。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差异，才能更好地用对方能理解的方式交谈。我们也应当理解对方受到的政治压力。

　　B：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缓解紧张做了什么？

　　H：在提升双边关系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做得比任何机构都多。为此它已努力了将近40年，通过各种人员的交流——始于1972年的“乒乓外交”。大约4年前，我们安排两名国会众议员到中国，两党各一名。来前他们互不熟悉，回去时成了好友。由于对在中国了解到的东西印象深刻，回去后他们成立了国会中国研究小组，并多次重返中国。国会对中国无知到令人难堪的地步，因此在里面有两个发言人很有帮助。

　　B：你为何不竞选公职？

　　H：我曾短暂考虑过这样做。当我离开住房部时，有人请我回加州竞选。但孩子们不想回去，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度过。于是我觉得，自己在哪里都能当律师，连根拨起对每个人都不好。再说我刚在政府干了一段时间，也该退下来了。另外，我丈夫被华盛顿地区一家公司聘为负责人，因此我们就留了下来。现在回顾起来，竞选公职应该会很有意思，但我对自己选的这条路没有遗憾。

　　B：你做过律师、商人、教授和政府高官，也是妻子和四个子女的母亲。哪个角色你扮演得最好？

　　H：这些角色我都很喜欢，不过家人对我最重要。

　　B：你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H：我想应该是我那四个很可爱的孩子吧。现在我已经有5个孙儿了。

　　B：美国何时能选出第一位女总统？

　　H：只要有像希拉里这样表现出色的领导人，美国人对女性挑起重任就会有信心。我不认为这是很遥远的事，只要时机和人选合适就行。但一个女人当选的理由，不应只因她身为女性，而应因为她是最胜任的人选。比如我很钦佩吴仪，但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在自己岗位上做得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