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败，伴随中国经济企稳回暖以及到来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退出应如何抉择？而经济结构应该如何调整？由谁来调整？3月12日，在2010全国两会这个时机，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邀请数位经济学家，就“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结构调整”展开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现场报道：
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张明：
再谈一谈税制问题，现在中国很多结构性问题往根子看与1993年建立的分税制的体系还是有关系的，让中央在财权上拿的过多，但是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责任多，同时中央又不允许地方上存在持续的预算的赤字，这就自然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两个冲动，第一，靠卖地收入来平衡这个收入支出，地价推高房价，就存在了很多问题，另外一块，地方政府可能要寻找预算内的收入来源，更多地引资，给外资过多的优惠，更多的去做“两高一低”大型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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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 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摄影:李琳琳) |
从根本上来讲，我认为1994年推出分税制改革，在当时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大。举个例子，中国现在出口之所以那么多，是我们国内储蓄高于投资，我们要投资50%认为也不高，是因为我们的储蓄高。但是分部门来看，其实过去20年居民储蓄是非常稳定的，高的都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企业储蓄率我们不谈，看政府储蓄利，我们现在看，政府储蓄率其实地方政府很多，很多谈到财政赤字，他的储蓄也是很低的，其实主要是中央政府储蓄率。所以未来这个问题怎么改呢？首先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要进一步匹配，另外，要改支出的结构，因为政府储蓄是等于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去政府的消费，我们之所以储蓄率高是因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中用于政府投资或者说政府向国有企业投资做补贴这样的形式上去了，未来更多的可能还是要提供教育、医疗、社保这样的公共产品，政府消费这块来转。最后一块，要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收入，除了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之外，增税肯定是很难的，因为现在中国的居民面临的税率已经很高了，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也不低，更多的还是要从税收之外做文章。以后可能做的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未来更多的要向政府作为大股东来分红，但是更多的要把这块向居民部门转移，不过这也是一个来源。
最后在制度这块，可能要考虑更多的发债，未来通过发债的形式，一方面解决政府跨期资源分配的问题，另外，也可以成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壮大的契机。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要进行改革，一方面不能有短期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可能要有一个长期的连带的责任。另外，也不能单纯的以GDP、以工业总产值、以早上引资额度为考量，可能更多的应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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