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香港大公报12日刊发蔡亮的评论文章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已如箭在弦。当然,“渐进式”的改革进程意味着合理调整当前的收入分配不仅需要标本兼治的手段,亦非一夕之功,对此我们还需保持足够的耐心。
文章摘录如下: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此前的2月27日,温总理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就曾表示,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个人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也将于今年年内出台。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已如箭在弦。当然,“渐进式”的改革进程意味着,合理调整当前的收入分配不仅需要标本兼治的手段,亦非一夕之功,对此我们还需保持足够的耐心。
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高于0.4,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比较严重。公开数据还显示,国内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与收入最低的10%群体,两者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离不开市场化改革的固有影响。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往单一的劳动力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逐渐转变为资本等要素后来居上的分配格局。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国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来源也从单纯的工资性收入延伸至投资、经营等领域。因而,居民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扩大的势头。
然而,单一的市场化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如此惊人的收入差距。诸如垄断行业锁定自然要素以及某些政府官员凭借自身权力参与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异军突起,收入分配不公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相应的垄断收入乃至“灰色收入”甚至囊括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也使得普通居民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感受不断增强。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分配不公放大了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还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政府扶持地区经济“亲疏有别”、劳动力自由流动依然受限等政策因素导致的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化。
从本质上讲,制度安排和市场供求决定了收入分配的格局。
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牢不可破,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城镇居民就业,并且禁止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副业,最终造成了城镇和乡村各自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但城乡总体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分配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且新的土地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民逐渐拥有了从事副业的权利,收入水平得以显著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甚至出现了一波短暂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期。步入九十年代,城镇居民自主择业渐成潮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财力初显宽裕的中央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国企职工的收入标准,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
如今,不仅城镇和乡村各自的居民收入差距相比改革开放前出现了较大鸿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彻底转型以及中国目前的行政和司法框架仍不够健全等制度因素,更使得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其先进性依然不容质疑。
至于市场供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进城务工农民数量持续激增,劳动力最终供大于求,打破了劳资双方的脆弱平衡,压低了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标准。非但如此,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增长水平渐渐落后于城镇居民,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0年开春,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又一波“民工荒”,这或将迫使资方提高收入标准,缩小部分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市场供求,改革的难度不言而喻,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应当标本兼治。
就中短期而言,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努力以结构性减税和打破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现状为突破口。这些措施虽然不是治本之策,却可在很短的时期内扭转民众对收入分配不公的感受,意义重大。
长期来看,收入分配要想沿着既定的改革方向稳步推进,还离不开治本之策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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