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败，伴随中国经济企稳回暖以及到来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退出应如何抉择？而经济结构应该如何调整？由谁来调整？3月12日，在2010全国两会这个时机，搜狐新视角经济学人论坛邀请数位经济学家，就“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结构调整”展开深入讨论和剖析，以下是现场报道：
嘉宾（按姓氏拼音排名）：
刘福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
王建（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明（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之中过来参加我们这个论坛。在两会召开期间，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回暖以后，大家都在讨论一个新的话题，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以及未来的结构如何调整、如何转型。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给我们答疑解惑，并给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个真知灼见。各位老师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次我们的论坛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开始，每一位嘉宾有一个简短的发言。
刘福垣：刺激政策将国际危机国内化
刘福垣：接到通知我看了一下，这里面用了“如何退出”这样一个概念，我的概念讲，现在恐怕不是退出或者进一步加大的问题，而是一个转型的问题。原来刺激经济目标就是为了保八，投入4万亿，采取一揽子政策，目的还是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我们征收3800多种税，加大出口力度，把4万亿投进去，投铁公基，给房地产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地价也上的快，房价也上的快，这样一个过程帮助我们走出经济危机，从数字上看GDP达到8.7%。
但实际造成了好多潜在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的泡沫，和基础设施地方投入过大导致的债务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要给我们经济带来一些损害，把国际的危机国内化了。而我们当时如果下决心启动消费，改革分配体制，效果就好一些，现在我认为也不存在退出不退出，为什么呢？4万亿是一揽子一次性的，不是说今年再来4万亿，明年再来4万亿，我没有这个想法，现在4万亿花完了不往里投了，就不存在退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重点转呢？是要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思路转向消费拉动，三架马车以消费拉动为主，把劲往这儿使，这回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看来，把它当作一个民生问题，这个加点，那个加点，在一起小1万亿了。这些在我看来，根据中国现行的体制，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是发展方式转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力度也不小了，一年就掏出这么些，实际涵盖着我们政府的职能，原来是准公平职能，我们这20多年来都给市场化了，现在财政往出拿钱解决这些问题，实际是要恢复政府应该有的功能，所以我认为逐步从商业保险向社会职能的转化，同时也是我们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必要措施。
这几年农民工的身份没有变，就是说你的生产关系里面人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在要给他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宅，允许他在城里住下来，有教育权、居住权，这是生产关系变化，并不纯粹是民生问题。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财政拿出的钱，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力度，不是减弱了，是加强了，是转变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是简单的经济刺激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要从GDP保8或者保9角度看问题，我们要从经济转型、发展模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角度看问题，所以不要讨论退出。
最后一个问题，结构调整，我们喊了多少年，为什么调整，我们用计划经济的意识调结构，一会儿这个多了、那个少了，特别现在我们还说产能过剩，我在发改委历来主张产能过剩是一个伪命题，搞市场经济要竞争产能不会像计划经济那样要5吨钢就5吨钢，要多出2吨怎么样，只有竞争才能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我们的效率，所以不存在过剩，另外再大的数除上13亿都是小数，我们的钢也不多、铝合金也不多，关键是没用到地方，没有启动内需。
面对这样背景下的结构调整，这次两会宗旨在收入分配入手，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分配结构的调整不是说给农民工涨点工资、产业工人涨点工资，我认为要建立一种收入分配的新机制，不是你高多少给你多提了，不是数量的高低，而是如何形成这个分配机制，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改变财政分配体制，就是把现在温家宝做的民生的这些事说明白了，他是我们财政的第一功能，现在你要找到他的钱，不能光靠做保险这个账号，钱在哪来？在中国特色里来，就是咱们的国有资产的利息和租金来，明确资产归全民所有，他的租金利息就够了，你敢不敢明确，不能量化到个人，但是观念上是全民的，他的租金利息社会保障一步可以到位，找到钱了财政分配体制、产权体制落实了，你产业结构才能调，现在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根本不行，分配结构变引起消费结构变，消费结构变引起产业结构变，我们原来是倒着抓，摆积木一样，多了上去点，少了下去点，这个不行，要从根上来，从分配收入结构到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这么调我认为结构就能调整。
王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就像一个人在心脏病发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了，赶快打强心针，这就是经济刺激。结构调整就是说已经把危险期度过来了，结构调整就相当于治病，经济刺激相当于救人、救命，结构调整相当于治病，但是从救命阶段到治病阶段，最重要的是，得统一认识。现在从上到下大家都同意结构调整，但是可能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结构调整的想法，结构调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含义。分配结构调整是一个说法，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说法，调整金融市场结构是一个说法，调整贸易结构是一个说法。这些说法虽然可以罗列出要调整的、应该调整的内容，但是所有制最关键的毛病在于现在认识是不同的。所以从救命阶段转向治病阶段，第一个要务，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断准确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够做到对症下药。
杨瑞龙：因为所谓刺激政策的进和退，我们当时采取刺激政策，对当前的救命是很重要的，我们当时也是非常有效的，现在为什么谈退的问题呢？因为打强心针有副作用的，会产生副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像价格问题、通胀预期问题，从去年和现在第一季度来看，CPI现在临近3%了，关键是PPI原材料价格环比涨幅要快于CPI涨幅，表明需求和成本推动都有一定的因素，再加上前期的流动性泛滥对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以及一揽子的刺激方案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导致的地方政府投资过热导致的一些不良债券的后遗症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言退，因为刺激政策带来了一系列作用。
我们从短期上来看，现在提出刺激政策退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问题在于退出政策本身是有成本的、是有代价的，当你把刺激政策退出的时候，因为我们前期讲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市场拉动最近两个月也有出现，民间投资，总体来讲消费需求拉动与民间投资拉动对整个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还比较小，主要是强力政策刺激为主体，现在如果要退，由于我们经济复苏是不稳定的，带来的代价有可能会二次探底，我们不可能找到办法说没有弊只有利，都有利有弊，两害相全取其轻，哪个更轻一点呢？
在短期来看，可能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所产生的后果，坏的后果比马上刺激政策退出效果好一点。从短期来看，我们认为目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防止二次探底，要把反通胀作为我们首要目标，让正常增长更稳健一点，基础更扎实一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否认，看到了刺激政策的持续进行，带来的副作用是挺大的，从中期来看，短期来说政策连续，长期来看，副作用还是挺大的，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办法以进为退？
从当前政策着手还是要进的，以进为退短期进、长期退，怎么完成呢？结构调整就是一个环节。结构调整我们说几个层面，短期结构调整就是政策结构调整，比如讲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可能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从宽松向中性，财政政策刺激性可能继续保持连续性，货币政策相比来说，比如结构的调整，政策的投向，政府投资的投向，预期调整，这主要是短期的。中期调整主要是投资结构，投资结构要有一个中期的结构性调整，长期调整来看，可能就是三架马车的结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刚才刘福垣讲的很有道理，收入分配的结构调整。短期、中期、长期，最核心的问题，我也非常赞成的，结构调整不能就结构谈结构，因为结构问题实际反映背后的制度问题、投资问题，投资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背后是改革问题，所以没有改革结构调整痴心妄想。
杨瑞龙：是制度问题，所以在当前谈进退、谈结构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前三十年是改革带来的，后三十年还要靠改革解决问题。
张明：刺激政策带来最紧迫的风险是资产价格上升
张明：我简单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看看我们的经济刺激政策。05年以后到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政府已经在积极做结构调整，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打乱了结构调整的进程。首先我们的经济刺激方案取得了应有的效果，稳定住了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但这也是以结构调整暂时被搁置、拖延为代价的。现在来看，经济刺激政策有两个风险，最紧迫的风险是资产价格的上升，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另外一个稍微中期一点的风险是，我们这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未来的收益率值得担忧，如果收益率出了问题，做地方投资的主体，地方投资的平台可能会出现一些财务的问题。不管是房地产泡沫，还是地方投资平台的问题，中央银行出了坏账以后肯定要政府财政埋单的。
结构调整，我非常同意王老师的看法，大家对结构调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首先要对结构调整有一个定义，我个人倾向于从GDP的三种核算方法看我们的结构调整，比如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失衡体现在投资和进出口、消费比重很低；如果从收入方面来讲，老百姓拿的钱太少，政府和老百姓拿的太多了；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发展的比较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比较慢。要应对这个结构调整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第二个，要素价格进一步增强弹性和自由化，包括生产要素，当然也包括金融价格，包括利率，也包括人民币的汇率，都要进一步弹性化。最后一个，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要向民间资本开放我们很多被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
主持人：刺激政策退出是毫无悬念的，或者用刘老师的话说无所谓退，关键就是结构调整，大家也都提到了结构调整不能按照调整来说调整，因为背后产业链的问题或者更深层次的问题，刘院长再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刘福垣：回顾“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的主题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成员结构，一直到现在这四个层次的结构都打成结了，关键在哪？“十五”规划的时候把五个层次摆在那了，现在为止人们对产品结构，还是怎么想办法把农民彩电打点折、补点钱，买水泥补点钱，没有抓住牛鼻子，就是主要矛盾的关键点没有抓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里头最大的结构是城乡两个存在的生产方式、以及两个社会结构的矛盾，这是根本。所以这次要想调结构，必须通过分配解决推翻四座大山是否落实了，转变城乡加速城市化，主要矛盾是两个生产方式、城乡两个社会主义结构，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已经跟欧、美、日没有实在差别，那个方面还在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我管它叫“活化石”，现在治理制度不可能，应该是灭亡的，但是我们这些年保护，每年1月1日文件含金量2千多亿，就是要保护他，保护小农，既没有保护农民，也没有保护农业，也没有保护农村，这个矛盾现在不解扣就转不过来了。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认为叫城市化一化解千愁，首先是工业要向城市集中，然后第三产业上来，工业岗位有了，人家已经进来的人我们每年一个百分点哪怕半个百分点叫人家落地生根，我认为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前30年靠工业解决了供给问题，后30年要靠城市化解决需求问题，这样的结构才能调，所以要抓牛鼻子，而牛鼻子两个孔在哪呢？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不是说欢迎农民来，农民来了住不下怎么办？不解决社会保障不行。所以我认为就是，从这个为主线去调整结构，而至于产业结构、进出口结构、其他结构都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迎刃而解，主要矛盾不解决就别的矛盾去调永远解决不了，而城市化这个问题人们老在户口上做文章，我认为核心还是在社会保障上做文章，还是在工业的分散化上做文章，要工业集中，工业不集中、产业不集中人来了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要摆平。城市化，我认为这个是调结构很关键的问题。
王建：有一句话叫“结构调整是永恒的主题”，就是说什么时候都存在不理想的经济结构，都有调整的必要，但是为什么今天结构调整这个问题会这么突出？相对于以前来说，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碰到了非常大的难题，原有的需求动力没了。比如一直以来，投资和出口在拉动增长。现在出口被次贷危机给打断了，再出现高增长可能也很难。今年2月份出口好像比较高，但是和去年比一下，两年一平均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高的速度了，而且世界经济还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所以从今后看，出口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难以继续成为像过去那样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至于投资，国家这么大的投资投到了那么多的项目上，能回收得回来吗？现在大量的生产能力都是闲置的，又投了那么多项目，最后这些生产能力再一次出现释放的时候，闲置的情况就更严重了。
今天中国碰到了一个新难题，这是新中国60年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就是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现了。在以前阶段，因为新全球化的原因，生产过剩被出口给吸纳了。2003年的时候，我国外汇储备大概只有2千多亿美元，但是到了去年已经到了2万4千亿美元了，过剩产品转变成价值的储藏。如何继续增长呢？出口靠不上，继续加大投资国内的生产过剩会更严重。出路在哪呢？所以就提出了结构调整问题。如果是三大需求中出口不行、投资不行了，就要靠消费了。但是如果不变动消费的分配机制，居民收入上不来，消费永远是投资和出口的函数，就是投资和出口不增长消费永远别想增长，因为收入增长不了。在现在情况下提出要解决分配问题了。
分配问题和城市化有什么关系呢？倾向于积累储蓄的收入分配机制造成分配矛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改革使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取社会财富、获取社会的生产成果。另一个是，长期以来不推动城市化，结果使城乡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也是导致我们现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还是大头，比体制方面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去年农村人均收入是5千多人民币，按照现在来说，也就是700、800美元，但是去年的人均GDP是3300多美元。我国9.6亿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700多，消费水平只有700多，但是国家是可以给全体居民每个人提供3000多美元的产品的生产能力的，能不过剩嘛，这种机制实际就和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讲很多结构，但是一个社会最高层次的经济结构是三次产业结构，其他的结构都是在这个之上产生的。现在工业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结构严重的错位，第二产业（工业）发展的太靠前了。如果要是按二产的人均水平，中国现在早已经是上中等国家的水平了，但是从一个人均700美元的农村劳动力结构来看差距就拉开了。产业和和劳动力结构的错位，是现在最大的经济结构的扭曲，解决它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城市化。
所以应该八成是化摆在重要的位置。但是说到城市化还不够，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应该推动城市化，所以提了一个“城镇化”的政策。城镇化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因为70%的农民是在沿海的大中城市打工，但是中小城镇、小城市70%是在内地，这么一搞，我们就要把打工人口往内地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引，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我在几次研讨会上说，我非常怀疑今年以来再度出现的民工荒和出台的“城镇化”政策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呢？打工的人回去农村觉得可能弄个城市户口，先把这个农转非问题解决了，然后再出来，顺便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在城镇找到就业机会。但是中国的经济85%的GDP是产生于京广线以东地区，现在的政策如果是鼓励人口向内地流、劳动力向内地流，等于是把重要的经济基础釜底抽薪。
沿海地区怎么办呢？那就要让企业提高劳动成本、提高工资成本，然后让企业花更多的钱来雇佣工人。让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让企业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没有竞争力。这样的政策对头吗？所以现在似乎看到了要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是必须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而这个结构主要要从城市化上去找出口。但是在城市化上又走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如果这一个个的误区总是不断发生的话，就一定会拖延结构调整的步伐，这是非常要命的。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到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时候，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是没有释放出来，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危险的。
刘福垣：“十五”规划写到一半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个城市化专题，结构硬搞上城镇上了，我当时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我说第二任上要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小城镇不是穷人住的地方，不能吸收多少劳动力，如果小城镇每年吸收100个，3年就没有民工潮，吸收不了，所以我说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现在又来了，再加上盖房子给补贴，别说小城镇了，新农村加在一起就把我们整个城镇化毁了，村村都要修路，村村都要把旧房子扒了，投资往那边使劲，跟王建说的正好相反的，要哪个，哪个是人间大道，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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