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韩国际经济论坛现场实录

　　主题：2010中韩国际经济论坛（北京）——金融危机后的中韩经济

　　时间：2010年03月19日

　　地点：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多功能厅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新闻界的朋友，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北京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三星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0年中韩经济论坛。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

　　来自韩方的嘉宾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院长迟惠生教授

　　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学科长李浩栽教授

　　三星经济研究所事物所长李哲禧先生

　　中国经营经济朴镐相先生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平燮先生

　　中方做主题演讲嘉宾的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先生

　　中国银河政权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李友先生

　　第一位演讲嘉宾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先生一会儿到

　　出席领导方有北京大学附校长张国有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严军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教授

　　中韩国际经济论坛始于2006年期间已经在韩国首尔成功举办两届，论坛的目的是为中韩两国政界、商界的杰出人士提供交流平台，共同实现经济繁荣和发展。2010年中韩经济论坛由北京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三星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韩国中央日报社协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后的中韩经济。本届论坛在筹办期间已经引起很多重要人士的关注，其中中韩友好协会会长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罗浩才预祝大会成功。

　　下面请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教授致辞。

　　于鸿君：尊敬的各位韩国朋友，尊敬的各位来宾，还有下面在座的各位学生，大家上午好！中韩国际经济论坛第一阶段的内容今天上午正式开始。我想我代表北京大学对参会的韩国各界朋友，各界友人对中方参会的各位朋友，特别是各位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中韩经济合作和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交流应该说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中韩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国的合作对于强化区域经济合作，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对于区域的稳定，社会的繁荣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这个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应该是我们北京大学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与会同志在北京大学期间希望你们能够很好的参与这样一个论坛，同时很愉快地渡过一个上午。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于书记，下面请迟惠生教授致辞。

　　迟惠生：尊敬的领导，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作为会议的承办方之一，我愿意代表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向各位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特别感谢为在北京大学作出贡献的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各位同仁。我在这里想给各位介绍一下成均馆大学，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历史，现在已经有612年历史，它的前身是相当于我国明代的韩国的国子监，如果大家去到成均馆的时候，它的那个孔庙等还都完好地保存着。每年的两次毕业典礼都是向孔子举行三跪九叩的仪式。我们北京大学汤先生牵头编写的儒藏，除了国内学者以外，在国外有韩国等国家。

　　几年前成均大学得到三星集团的大力支持，所以成均馆大学在最近几十年来在医学方面，集成电路研究方面都在韩国比较领先的，在世界也有相当的地位。2005年成均馆大学考虑到世界潮流的发展，自己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间提出建立三个新的研究生院，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大学院。2005年的第一任创业的院长是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我是第二任院长。这个大学主要培养懂中国的人才，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和管理方面，它的教学方式采取1+1的教育方式，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最近还打算跟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学生一年在韩国上课，一年在中国对应的学校上课，并且在中国实施和考察。如果条件具备的人可以同时获得两个学校的双学位，它的上课完全采用中文上课，基本的教授队伍是来自中国的著名的大学。到现在为止今年已经开始了第六期学员的招生，学生毕业后在韩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并且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作为中国大学院成立以后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学校的支持下，和三星研究所合作策划了中韩经济论坛，本年是第三届。所以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应该为今后中韩两国的经济往来能够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预祝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并且我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这个论坛，给予它重要的支持。谢谢各位。

　　主持人：感谢迟教授。下面我们欢迎三星经济研究所北京事务所所长李哲禧先生。

　　李哲禧：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上午好。我是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李哲禧。作为今天论坛主办单位之一，应该说今天研究所的所长到这边来参加，也来学习，但是由于他有其他的会议不能来，所以由我来参加。今天我带来了他对这个论坛的致辞，我代表他向各位介绍。我要说的是韩国话，可是主办方说上午的时间很紧，所以如果的话讲中文，所以我的中文还有一个差距，所以请各位来宾谅解我的中文的水平。

　　在此论坛上许多杰出专家就韩国与中国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精心讨论，探讨韩中两国合作方案，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之后，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主轴之一，此时此刻举办韩中经济论坛具有深远的意义。韩中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就在政治、经济上维持着密切关系，通过此次论坛我们能够探讨韩中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如何进行合作。今后中国会着力于解决经济内外不均衡问题，以应对全球经济的变化，我们期待中国向所发表的一样，通过内需发展，对内解决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缓解经济结构不均衡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升值，产能过剩，收入差距等原因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中国经济会面临许许多多挑战，但我们坚信中国有潜力克服危机，有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中国解决所问题的过程中，韩国和中国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合作关系也需要改变。在瞬时万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下，韩中经济论坛将对韩中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预祝韩中经济论坛不断发展，再次向与会的嘉宾致以真诚的谢意。

　　主持人：感谢三位领导致辞。现在我简单地把韩中经济论坛前两届和本届的情况做一个介绍。韩中经济论坛第一次论坛组织是在2006年，论坛的主题是中韩金融合作和中韩在二十一世纪东北亚经济合作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在会议上做报告的嘉宾也三星电子CEO，副董事长，我们中方参与会议的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就金融与市场，韩国与中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合作做的很仔细的全面的讨论和研究。当时与会的人员规模有350多人，在韩国各界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

　　第二届论坛是在2008年组织，2008恰好是中韩建交15周年，于是对15周年的经济合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同时他们就一些具体专题，比如说中韩在金融资本等进行了探讨，对中韩未来合作机会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与会的中方嘉宾有中国社科院研究所所长李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韩方有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院，三星经济研究所常务都参加了这个会议。然后就中韩资本海外投资进行了系统讨论。因为有第一次论坛非常好的基础，第二次论坛的话在韩国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总共有500多个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这次会议。

　　本届论坛是第三届，这一届的论坛在中国举办，这是第一次，相对于我们刚才介绍在韩国两届的论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届论坛我们是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第一次承办这个会，我们缺少经验，我们的力量还有待于提高，所以这是我们的初次尝试。如果在安排、接待各位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周之处，还请各位谅解。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韩中在金融方面合作与创新和新时期中韩经济合作模式创新，这些论坛在4月7号还会在韩国举行一次，中韩双方都是主办这次论坛。在韩国这次论坛，韩国成均馆大学校长会出席会议并致辞，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成均馆大学副校长，韩国NEAR财团的董事长，中国驻韩国大使都会参加这次会议，并为会议致辞，或者做专题报告。我们北京大学这边会有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教授，迟惠生教授，还有党委副书记于鸿君教授，并在会议上做专题演讲或主题报告。

　　韩中论坛的核心的目的就像我刚才向大家介绍的，实际上希望通过这个论坛为韩中政界、企业界、学术界的杰出人士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对过去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根源做系统的重要，更重要的是探讨未来可能合作的机会，创造新的合作方式，实现共同的繁荣和发展。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目的。

　　论坛从未来长远看的话，我们初步的构想是以后每年轮流在中韩各举办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明年在中国办，后年在韩国办，由北京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和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三方共同来主办这次会议。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特别是我们战略研究所作为一个具体的中方承办单位，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周密的准备，和其他合作方合作，选择围绕中韩经济合作体现的关键的，大家都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度的探讨，能够把这个论坛的影响力更进一步扩大，能够为政府的决策，能够成为企业界探寻商业合作机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

　　我们理想上说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们希望中韩经济合作论坛在中韩合作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论坛专注的内容很窄，但是我希望能够有博鳌亚洲论坛那样的影响力。这是我们过去的两届论坛和这届论坛的基本的考虑和未来长远发展的一些基本考虑。

　　下面会有一个非常短暂的记者的提问时间，如果媒体有关注的问题，请各位嘉宾或者是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记者：我看一下这有一个数字表，截至2009年底韩国在华实际投入已达到446亿美元，而且说18年间中韩贸易增长了近30%，而我们新闻稿中又说这处于发展阶段，我想问一下您，怎么理解这正处于发展阶段。

　　第二个问题，中韩合作还有很多新的特点，请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特点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韩国面对金融危机作出怎样的定位。谢谢。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和韩国合作还会有广泛的机会，就是说未来合作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说全世界现在都陷入金融危机，虽然现在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家觉得已经结束了，但是未来确实还有很多很多不确定性。这个时候韩国和中国在经济方面上存在很多很多互补性，但是在某些方面上可能过去的互补关系，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在某些产业领域里面已经转化成了竞争性关系。但是在竞争性关系的同时，我们还会创造出来很多很多新的合作的领域和机会。比如说我们过一会儿有一位演讲嘉宾，北京产权交易中心熊焰先生，会在低碳方面合作方面做探讨。另外我们北大方正CEO李友先生，会跟大家探讨中韩在企业方面未来可能合作的机会。

　　我相信大家感觉到比如中国和韩国在能源，钢铁，在造船，在通信等等领域从原来互补性现在转化为了竞争性，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开拓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所以我相信这种合作，竞争中的合作可能对中韩经济的增长，贸易的增长带来机会。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能在未来随着我们技术方面的发展，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合作领域。我想这是我们未来的合作机会可能的这些来源。

　　关于金融危机中国和韩国的经济，我是做微观经济研究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左小蕾女士和祝宝良先生一定会给你们更满意的回答。

　　祝宝良：对于中韩关系，我们确实研究不多，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很清楚了。在一些传统的产业上，比如刚才说的互补转成竞争。第二个，在能源，原材料这些方面我们也处于竞争关系，现在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未来的合作是新一代的产业上，刚才主持人已经讲过了，像在原材料、汽车，新材料方面可以探索一些合作的模式。

　　第二大块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不断在积累的过程中，走出去代表着中国一部分产业往外转。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我们也有一些可以探讨的问题，在这个探讨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业的合作，服务业的合作，从这个过程看中韩发展还有很多领域可以探讨。

　　记者：你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是中国经济网的记者。中韩国际经济论坛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以后的举行模式是什么？

　　主持人：刚才我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解释了，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话还是希望把它办成一个定期的，轮流在中韩组织，中韩分别举行的论坛，我们会围绕中韩经济发展和合作中出现的新的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交流，希望能够逐渐提升这个论坛的影响力，从而能够得到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也能够为中韩经济合作创造更好的机会。

　　记者：在中韩国际经济合作情况下，人才密不可分，在人才交流方面我想提两个方面，一个是韩国在中国经济管理这一块，韩国的人才现状是怎样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主办方成均馆大学在培养中国经济管理人才方面，它在韩国的地位是一个怎样的地位？

　　主持人：我想这个问题由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李浩栽院长来回答是最合适的。

　　李浩栽：成均馆是具有悠久的传统的学校。我们现在开了一个中国经济管理系，我们采用的是1+1模式，我们为什么采用这个模式？我们很希望中国优秀的大学合作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发展培养出来中国专家，所以一年在韩国的大学学习，一个在中国合作的学校合作。

　　记者有问到，现在2009年韩国招聘统计预测，就是说不久的将来，韩国需要两万以上的中国专家，所以中国大学院开了中国经济管理系，我们学生毕业后就业率非常好的，已经超过了95%以上。他们或者在韩国，或者在中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公司对他们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后面那排学生都是在北大光华学院学习。

　　最后我更祝中国大学院成为培养中国专家的地方，也很希望祝与韩国合作的中国大学培养出来人才。谢谢。

　　主持人：一个小细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成均馆600年纪念堂的电梯每周会更换一个小牌，那个牌上面写了一句话，比如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记者：我是中国日报记者，请问中韩在经济合作有哪些合作，以后要扩大这种合作的话还有哪些障碍扫清？

　　主持人：据我所知，韩国已经有很多银行开办了分支机构，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在韩国有分支机构，应该说在这方面合作还是比较多的。关于具体的，更多的细节方面我并不是最佳的回答人员，请在座的专家回答以下。

　　左小蕾：关于在金融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空间，应该这么说，而且刚才李先生，我觉得已经有前瞻性的，从人才的角度的考虑，我相信包括金融界的人才，包括跟金融界沟通的前瞻性的人才的培育。我觉得合作空间非常大，现在从证券公司层面据我知道，已经有了很多的从研究的角度，从将来铺垫角度来讲，有很多的交流，在银行界也是有这样的很多交流。

　　当然在真正的从发展的角度，可能还需要有政府层面的一些必要的，比如双方签署一些互相监管的协议，如果达成了这样一些叫做MOU这样一些框架下，然后可以推进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我觉得在这块上不管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金融本身的相互的推进，很大的空间我相信，实质性的推进我觉得需要双方继续努力。

　　我希望这个论坛，这个合作不仅是在企业的层面，也在金融合作这个层面，其实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作用。谢谢。

　　主持人：我是做战略研究的，从企业战略角度来看，真正有价值的商业机会，特别是创新性的合作机会，根本不是通过理性的分析过程发现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一个拥有强烈合作动机的人，然后在一个特定情景下产生的一个灵感，然后产生的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我们中韩双方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隔海相望，也许这样会产生美感，但是更可能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从过去的历史角度来推断对方的动机和目的，这个时候的话有可能产生灵感，但更可能的是产生隔阂，有效的商业机会更不可能通过这个过程发现。所以我们论坛的平台也希望能够为各界人士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能够促进合作，促进新的商业模式的发现。

　　我们第一阶段就到这里，休息十五分钟，下面有茶歇，十五分钟后请各位专家做主题演讲。谢谢。

　　主持人：会议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中韩国际经济论坛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第一场的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今年也就是第三届论坛，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就是今天在中国开的这样一个论坛，到4月7号的时候在韩国成均馆大学还要举办在韩国的论坛。

　　今天的论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刚才前面进行的主要是对中韩国际经济的有关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刚才有关的内容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安排了四位专家来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有意识地安排了两位学者，两位企业家来就中国的经济，世界的经济，以及中韩在经济交流合作方面的有关问题展开探讨。四位专家是：

　　祝宝良先生。祝宝良先生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副主任，首席经济师。他对中国经济的运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今天将给我们奉献主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这样的主题演讲。

　　第二位是左小蕾博士。左小蕾博士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她对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们两位许多经济学的，有关经济运行的观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好评。

　　第三位是李友先生。他是北大方正集团的董事，首席执行官。方正我们知道在这些年叫高校产学研和地方，和企业产学研联合互动，推进中国高新技术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方正集团应该说是中国高等院校兴办产业的一面旗帜。他要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中韩企业合作的契机问题。

　　第四位是熊焰先生。熊焰先生是北京产权交易中心的董事长。他曾经在团共青团里工作过，也在相关的几家企业担任过董事长和其他重要的领导职务。在中国除了在实业发展方面，他对理论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探讨。

　　所以我这里一并介绍，一会儿不再做一一的介绍了。左小蕾博士给我们讲的中国汇率走势与预测。熊焰先生讲的是低碳应该与中韩合作。李友先生讲的题目是从方正集团探讨中韩企业合作契机。我想我们这么来安排，每位主讲嘉宾用二十分钟时间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的内容。剩下比较多的时间一起来互动，提问，交流。在座的各位也可以就你们的企业，就你们的研究，现场发表你们的观点。

　　首先我们有请祝宝良先生。大家欢迎。

　　祝宝良：谢谢。我讲四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在去年第四季度提出来调整好今年主要的经济任务是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这之间的的关系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对主要目标来进行，一直到现在。特别是结构调整为什么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

　　第二个，我们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以来我们要调整好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什么。

　　第三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沿着现在这么一个趋势走下去，今年大概是什么情况。

　　第四个，简单地讲一下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处理好发展之间的关系？08年中国出台了一揽子政策以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地在复苏。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这个幅度很明显，在这中间也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靠政策，去年09年全世界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我这里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表，各个国家财政政策大概占了全球经济4.3%，中国大概是最高了。

　　中国的经济主要靠政府来刺激有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大量的融资。去年用五万亿贷到融资平台里了，这里有质押等。这五万亿信贷投入到融资平台，一部分支持了四万亿配套资金，另一部分用于公共事业的建设，廉租房的建设，社会文化的建设，这些建设我个人认为都是必要的。经济增长还是靠政府的支撑，政府的支撑一个财政，一个信贷，这两大手段来支撑着。没有这两大支撑09年经济增长不会不到4%。

　　第二个问题，我们担心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口的下降，中国的产能过剩，在各个领域跟传统业和新兴的战略行业我们看到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当然学者也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产能过剩的矛盾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严峻的。

　　第三个问题，在世界经济还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起来了，明显地表现在房地产的价格，在两会上我们看到诸多的房地产问题，应该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我们担心的，就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潜藏系统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供给而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贷款，或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等，然后再将贷款转贷给企业或项目。约有3千至7千家，新增贷款4-5万亿，总规模5-6万亿。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结构的问题，有些是在恶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问题，政策的调整难度是非常大的，既要保增长，又要控物价。我们到底怎么办？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我们就开启了所谓的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字写得非常清楚，要保持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的同时，要对新情况，新问题灵活应对。从去年开始以来我们出台这些政策以后效果怎样？从一二月份我们看到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个就是货币与信贷的投放已经慢慢开始回落了，第二个，投资的快速增长从去年第四季度也开始慢慢回落了，消费增长也有所回落，同时进出口增长也开始有所恢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需求回落，但是生产还在加快，因为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库存的大量增加，带动了我们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一旦库存调整结束以后，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有会慢慢回来了，但是回来我们不希望它回落的太快，关键的点还在信贷投放上，财政政策是可以控制的。从去年的第四季度到今年一二月份信贷基本达到了这个要求。这是第一个看法，目前应该说这个政策我认为中国执行的还是不错的。

　　第二个问题，大家一直在关注通货膨胀到底怎么看？我们认为一旦中国经济增长不超过10%，10%是中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了。我们过去2000-2008年的经验，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大概10.2%，通货膨胀率2.4%。09年也是这样的问题，物价是负增长，货币到哪儿去了？资本市场我们看大概吸收了中国货币二点几万亿。今年物价我个人认为它可能还是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我个人认为如果今年有通货膨胀不是输入性的。

　　第三个问题，价格涨在哪儿？当然是农副产品。在农村里面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工人，也就是他把土地转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反过来雇佣农民在这儿生产蔬菜，甚至养殖行业，这个行业纯粹是劳动密集行业，会导致农民工工资上升，这个结果就带来农副产品价格上升。

　　第四个问题，就是货币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今年相当一部分可能继续对资本市场吸收掉。整个CPI压力不是很大，我们认为CPI占3%。我个人认为物价定在3%低了，我说在今年两会上提出来关于我们物价控制在3%的目标，可以适当地放宽一些，不一定非常控制在3%，一定留出空间来加快一些行业的改革，来理顺价值，对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还靠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可以慢慢退的，许多发达国家还没有退的，谁先退大量资本会往这个改变流，基于这些理由，我一直反对短期内不升值，但是小幅的升值还是可以的。真正要新的开始应该是全球经济稳定下来，那个时候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物价上升到3-4的水平上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应该让财政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价格上升，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钱，通过财政部门的补贴，适当减缓一些技术阶层由于物价上涨对他带来的生活压力。在人民币利率操作上我觉得要慎重，但是今年一年人民币升了两到三次，也还算比较合适的。

　　实际上从中韩角度来说，我们两国贸易逆差还是很大的，如果说韩元对美元是合适的，那我觉得韩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也应该是合适的，要不然就不是逆差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个人认为还是赞成这个问题的。至于未来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政策，我认为不是短期的问题，我这里也不涉及了。谢谢。

　　主持人：谢谢祝宝良先生。祝宝良先生刚才对中国的2010年的预期做了一些预测，很多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大家知道中国2010年经济异常复杂，2009年叫异常困难。一个异常困难，一个异常复杂，保增长，促就业，平物价，另外推动外需，启动内需，加上去年我们一些政策可能存在着一些失当，使得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现在已经到三月份了，看到第一季度结束，第二季度我们希望好转起来。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反对人民币升值，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的压力，这样的做法不可取。还有对一些通胀的预期等等，这些非常有见地。

　　接下来我们请左小蕾博士来给我们演讲，她讲的题目是中国汇率走势预测。大家知道，在2009年我们出口下降16%，这样一个结构直接导致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它的贡献是负的46%左右，增长了负3.8还是3.9的百分点，有人讲人民币汇率要发生一些变化来推动外需；也有的讲人民币汇率不能变化；还有说积极拓展国际其他市场，等等一些建议。总归，我们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随着我们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强化，但是目前面临这样一种困境，西方国家，世界主要经济体强行压迫我们人民币升值，升值将会导致我们的外需更加恶化。我们听听左小蕾博士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大家欢迎。

　　左小蕾：我先向在座的中国的同学们问号，大家好。我生了一句唯一的韩国的话，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我来表现一下，所以我对所有的韩国的同学们表示问候。

　　我认为在现在的汇率下没有任何权威的意见对人民币汇率做预测，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管理论上还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预测是有道理的。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是也是一直以来充满了很多实际的误区在里头。这个问题变成焦点话题，当然最主要的是在上周周末的时候温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汇率的第一个记者提问，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

　　三点：第一，人民币没有低估，这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么明确地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这个一直比较含糊，这次他说没有低估，而且给了一个很权威的数据的支持。第二个，在人民币从05-08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21%，有效汇率升值16%，这个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最重要的他说，在2008年下半年危机的时候，到2009年全年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14%。第三个信息，在危机中间，因为外需环境的巨大的冲击，中国的顺差下降了超过一千个亿，减少了超过一千个亿。

　　这三个信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反正至少是跟市场上的，国际上的预期是意料之外，所以引起的反馈非常强烈。第二天我们就看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合向商务部要求人民币施压。昨天又有14个官员对人民币升值的具体提案，方方面面的情绪已经非常的焦点这个问题了。我们同时也看见，就是其他的方面的舆论，我觉得对总理的这三点理解，这应该是中国最权威的意见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好多分析也带着自己的想象，或者自己的愿望，或者是自己一些非常似是而非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继续在讨论什么呢？人民币还要升值，可能说是人民币晚一点升值，然后讨论逐渐升值还是一次性升值。我觉得这些讨论莫名其妙，这个思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中国总理说人民币汇率没有低估，那你为什么讨论在短期内升值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没有对他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上的理解有一些偏颇，按照自己的思路。

　　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还是要，把政治色彩边撇开，还原它经济本来的面目，从经济学的道理上来，不这些问题不断地说清楚，我当然也是一孔之见，我想在这里把自己的观点分享一下。我说三个问题，第一个，我觉得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对美国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的，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下，不会改善它的一些最实际的问题，比方说利差的问题。对中国当前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对全球来说，也是不利的。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汇率的估计中间，不管在理论和实际上我觉得存在一些误区。

　　第三个，我认为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更务实地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避免爆发全球的贸易战。

　　第一个，我认为对美国没有意义的。美国为什么要中国升值呢？一个是顺差太大，因为你低估了，汇率就影响了双边的贸易。但是有一次我跟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他也提出这个问题，人民币应该升值，顺差那么大。我说你先打住，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德国在没有欧元区之前，德国对着美国是几十年的顺差，欧盟现在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在保持着对美国的第一、第二顺差国，日本对着美国几十年的顺差，直到现在为止还是顺差，只是顺差增长可能下降了，跟我们一样。可是你们的汇率，当你的马克，和现在的欧元，和日元对着美元的汇率是完全浮动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顺差跟你的汇率基本上不是相关性的，不是密切相关的，就说你完全浮动的汇率最后也没有把你的贸易平衡起来。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顺差和汇率没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间的基础，第一比较优势，第二就是市场。因为美国人创造了过渡消费的巨大的市场，所以让你有地方去卖，所以它就出去了。汇率并不是有它引领顺差。从中国的情况我们很明显，我们原来是有很大的顺差，可是我们这次中国的危机怎么爆发的？我们计算过，至少是80%原因因为外需市场突然下滑，就突然造成我们出口出不去了。所以没有一个市场，我出不去了，汇率没有动，这个顺差就不存在了，跟汇率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所以主要是因为你有我们的市场，当这个市场不存在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所以美国人要检讨的是你过渡消费的市场，你超前消费的市场，你借钱消费的市场，是导致这个顺差或者逆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你的汇率低估了，人为的造成了比较优势很强，因为你价格低了，这里又有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个比较优势确实对于欧洲，现在也有人提出来，汇率调整了顺差还是有影响的，看日本对美国就调整了逆差，特别是最近美元贬值，前一段时间确实调整了很多，说这不调整了顺差、逆差吗？这里要搞清楚，欧洲和日本的出口叫做重叠的。价格的变化就会影响它的竞争力，就是改变它的比较优势，这个确实存在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跟美国的出口来说，这个比较优势是交叉的。所以以小幅度增加升值不影响顺差。在它可调节的范围内不影响顺差的。我们刚刚升了21%，从04-07年顺差不减反增，因为有庞大的市场在那里。如果把人民币升值说升40%，那就把中国所有的出口全不向他出口，这样美国人也不会减少它的逆差，这样它会把逆差转到墨西哥，南美等等。因为它是比较优势交叉，它不可能改善这个东西。所以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人来说从比较优势的增强来说，改善逆差来说，对欧洲、对日本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它的交叉比较优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出口这么多，使美国人的就业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这个压力，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从政治上给美国的国会，给美国的政府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似是而非的。

　　我刚才说了就算中国不对着美国出口，这个工作机会会回去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优势东西，举个例子，就是这次轮胎事件，我觉得我们处理有点问题，其实之前有六次，美国政府都没有批准，他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他说美国的轮胎下降了12% ，刚好中国的轮胎出口12%，这个东西当然有一点数据的巧合，当然正好出现了这个情况。他就说，你人看你这个出口把工作的机会弄走了。这里头有一个东西他们没有给它说清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每个四家主要生产轮胎的公司，因为它的比较优势没有了，这是它自己的选择，这是市场的选择，这是企业的选择，它就把轮胎厂挪到中国来了，然后再拿到美国销售。如果出口你有打压，实际上等于打压你自己的东西，这样美国公司就会选择到美国去吗？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解决工作机会问题是非常似是而非的，说中国出口多就把美国工作的机会移到了中国，这个工作不是中国人做的，是美国人自己做的。

　　说实在的，某种意义顺差的产生跟美国禁这个，禁那个有关系的，我们在低端产品上有优势，我就卖给你了，你就应该卖给我一些高端产品，这个逆差不就缩小了吗？可是你不卖这个，不卖那个，逆差马上就产生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说实在的，汇率其实真的是不能解决这个顺差问题，对美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我想说对中国公司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大概的了解对中国的加工贸易边际效应影响是3%-5%之间。加工贸易是卖方市场？它的特点就是不能停下来，加工贸易就是从技术，到原材料都是定下来的，所以可以它们没有创新的动力，所以它的定价的能力是很弱的，边际效应又很低，把人民币一提就等于压缩了它的一个1%的利润。实际对中国企业来讲，边际效应这么低，又不能提价，这就纯粹打压它。所以这一点对中国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你说因为你的出口价格太低，你就提价，但是又不能提价，现在中国又面临着结构调整，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就是要素调整，像农民工工资往上升，还有资源的体系，还有其他能源的这样的一些体制都在进行调整，这个调整如果在这些东西成本都提上去之后，你那边又不能提价，把人民币汇率又提前升起来，实际上把改革的空间，整个弄的都没有了，这个会非常阻碍我们结构调整的操作的。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是不利的。

　　第二个，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说汇率提起来对通胀控制有利。这个话没错，刚才祝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如果你的汇率升起来，你的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对于你的通货膨胀来说会使你的价格水平下降。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这里来说可以控制通胀，是把汇率当成货币工具使用。这个货币工具不能随便用，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

　　另外一个，我刚才说了，说汇率调整起来，对于你的货币政策灵活性是有好处的，因为很多投资性资本都是因为有升值的预期，所以有大量的跑进来，你不升值流进来就更多，那这就增加了你的流动性，就绑架了你的货币政策，然后造成流动性过剩，这个也是似是而非的。事实上，这个里头有很多问题，就是升值预期你凭什么升值预期是不是？像2007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最后还是通货膨胀，那是两倍于我们可承受的通胀水平，那个时候我认为猪肉价格是一个导火线，因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那就是熊熊烈火。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背后的资本流动导致了我们资本过剩的问题，最后还是创造了通货膨胀的货币环境。什么做法是真正的产生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从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大家在预期，中国甚至采取了不放弃任何升值的信号，所以资本不战而退。我不详细说了，因为没有时间了。

　　另外就是定价的因素。首先我觉得包括MF定价的模型，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是学模型的，我是学计量经济学的，这些模型有很多的假设，而且这些模型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大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多变化，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多变化，你用过去定价模型，在那些假设下产生的定价模型这个我产生质疑。这个因此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我现在就说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国外的东西，美国制造，法国制造，欧洲制造，我最近跑了一次泰国，它们很多东西本中国便宜很多，这个很奇怪，就是不能解释这个东西。美国同类的服装，就是中国制造，不是中国卖给它的，价格要比中国低一倍半，法国也是，泰国也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定价有很多误区，理论上要进行反思，甚至进行否定，所以我觉得简单地搬一个结论过来对人民币说三道四，对人民币是不是低估了说三道四，我觉得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三个，我想说一下目前这情况，非常情绪化，而且可能还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头，好像是一触即发的情况。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领导人的大智慧和眼光。全球的贸易战叫做多边俱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领导人或者多国的政治家要发挥他的巨大智慧。所以作为中国两讲两手准备，首先进行沟通，进行斡旋，提出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双边的都能够多赢的东西。其实温总理已经提出了这个，最近商务部发言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东西说得更清楚，什么样大家都获益。他们提出解决方案就是中国将扩大进口，就是扩大进口的战略。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够解决美国的问题？为什么能解决也不伤害其他人？因为首先你扩大了进口以后，你顺差就减下来了。美国人不是提出顺差那么大，那么逆差不就小了吗，这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的。其实更重要的是解决美国的燃眉之急，现在不是就业是一个问题，我进口的都是进口你的美国制造，进口的欧洲制造，那你们制造就是等于创造就业，我给你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的经济的复苏这不是直接给了你？所以要把这个战略清楚地告诉我们的贸易对手，我们的贸易合作伙伴，告诉他，我们也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求真务实地考虑这个问题，我相信双方都有这个智慧找出共同的东西来。所以不仅要宣传，还要采取切实的行动，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个出口的机构了，我们要跟这些机构接触。当然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情绪化的情况很严重，包括一些学者，精英阶层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要做好这个准备。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问题很严重，矛盾也非常激烈，但是我相信这些双边的，中国的智囊，美国的智囊，应该有这样的全球视野，应该有大国的胸怀，有大国的智慧来这些解决这个问题，对全世界都是有好处的。谢谢。

　　主持人：谢谢。她提出一个人民币汇率贬值对全球都没有好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有思考价值，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第三位我们请熊焰先生来演讲，他的题目是低碳转型分析。大家知道低碳在全球范围里从经济问题上升到一个政治问题，从环保问题，甚至已经上升到全球，全人类的一个生存的问题。我想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熊焰先生来讲解。大家欢迎。

　　熊焰：尊敬的于教授，尊敬的来自两国的专家，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探讨低碳的问题。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研究有一个职务，是北京环境交易所的董事长，我们长期致力于中国碳排放的研究。由于工作原因我和我的同事在研究低碳的问题。通过研究写了一本书叫《低碳之路》。由于出了这本书经常有朋友问我，说说这个低碳和经济有什么关系？我画了一张图，叫低碳转型路线图。

　　所谓低碳问题的由来实际上是有两大原因导致的，一个大的原因就是所谓能源的约束；另外一个大的原因是气侯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能源，人类过去叫文明史五千年实际上经历了若干个有标志性的能源的使用阶段，最早是新柴阶段，到煤阶段，到现在的油气阶段。在今天大概全球的能源是有油气为主。实际能源约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我们目前使用的主要的能源也就是石油、天然气、煤炭，都是亿万前年埋藏在地下的古生物的化石，它是一次性的，有一些小一些，不可再生。因此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全球的石油及天然气的可开采的年度大约在50年左右，煤炭大约在150年左右。实际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目前人类的能源的使用模式与开发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50年以后怎么办？150年以后怎么办？因此能源的约束是这一轮低碳转型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气侯变化。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现在主要使用的石油，煤炭与天然气都是埋藏在地下的化石，它一个共同的化学分子是碳燃烧，碳燃烧在释放了大量热能的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是很难降解的，现在测算大概讲解周期会在100年-200年这样的周期。就是英国人在1860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能还在我们头顶上飘浮着。这种人类大规模的工业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一个最重大的影响是改变了大气的结构。目前人类所知的，就是天文学科学技术所知的我们所有能探测到的星球中，可能地球是唯一的有生命的星球，其中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地球外面包出来一层厚厚的大气层，大气层的存在使得我们地球免受陨石，紫外线的冲击。我们看到我们相临月球上面布满了陨石坑。如果我们地球遭受几次陨石攻击的话？大家想想人类怎么繁衍生息。这个大气层保证了我们地球基本在恒温的情况下运转着，实际对所有生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度的保障。因此，大气层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地球得以繁衍生息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保障。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水蒸气，灰尘以及二氧化碳等气体。而二氧化碳等气体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接受太阳的热辐射，又防止辐射进来的热再散发进去，就类似我们所说的温室大棚的塑料布。我们所以称之为这儿气体为温室气体。

　　在一万年的人类繁衍生息过程中，人类并没有对于这个温室大气层的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埋藏在地下的碳库，以及大气的碳库是基本平衡的，但是近百年来由于人类工业文明大量使用天然气，煤等，使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大气中，目前年排放量超过三百万吨，这就改善了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浓度，这个直接作用就是使地球温度升高。据测算现在据工业革命比大概升0.8度，而且科学家测算如果这个温升超过一个限度，现在讲的是两摄氏度的话，将发生灾难性的气侯变化，或者说气侯变化的轨迹将难以掌握，就是海平面要上升，冰川要融化，小岛国要消失。于是由于能源约束，当然气侯变化有不同的解释，从长周期来讲现在卡莱还是变暖的趋势。因此能源约束与气侯变化两大制约因素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觉醒和统一的行动，因此人类开始采取共同的行动，联合国召开了从一次到五次气侯大会，去年底在哥本哈根结束的就是第五次联合国的气侯大会。人们在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在《京都议定书》上第四次气侯大会上提出来的共同带有负有区别的责任。就是说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中工业化进程中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发达国家累计发放的二氧化碳是人类总排放的80%，因此它应该承担强制性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在发展初期，它应该适应气侯变化，积极参与应对气侯变化，同时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资金和技术的援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京都议定书》的一个谈判的基础。当然各个国家现在已经把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发展权的一个重要的争夺点。哥本哈根会议上之所以192个国家出席，187个国家政府首脑出席，而最后没有达成协议，主要就是各个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空间的考虑，以前二氧化碳排放没有空间的概念，大家随便排，今天人们意识到不能再这样无限制排放下去，因此排放出现了一个所谓上线，就有了发展空间的问题。因此各个国家都在争取自己最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哥本哈根没有谈下来的一个原因。但是各个国家都在采取积极的行动，比如说中国在这一轮哥本哈根谈判中采取了积极的、务实的，建设性的姿态，中国定出了较高的国家减排目标，这其实在国际博弈的结果下，就是国际协议传到了国内，中国作出了自己的减排的目标，到2020单位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05年降低40-45%。温家宝总理还讲到中国会尽最大努力达到甚至超过。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中国2020将减到45%。韩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比90年降低30%。这里有平均问了，45，30，包括美国降17%，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两类概念，一类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叫绝对减排，是总排量的绝对下降，只不过是不同的参照时间点，欧洲、日本是以1990年，为参照点，美国是以2005年是参照点，但是它都是绝对减排量，中国是相对减排，总排放量等于GDP乘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中国指的下降45%就是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碳强度。我们15年45%划到每一年是年降4%。假如我们GDP增长4%的时候中国碳排放不能长，如果中国GDP五高于4%的这个差就是中国二氧化碳总量的增长。这个可以估出来，因为未来5-10年或者10-20年中国GDP应该在7%-9%之间，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在3-4%之间。因此中国可以预期到2020年中国碳排总量会超过一百亿吨，那个时候中国的位置就更为艰难了。为了达成这样一个国家目标，也就是15年降低碳排放强度45%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目标，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目标，打一个比方，比方东北住户人家规定了每家每年烧一吨煤，政府规定明年降4%，第一个变化可以改善自己家的炉灶，这些下去供暖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会变，我们现在讲的能源与我们生产、生活、工业发展方方面面都相关，如果年持续降4%，这是巨大的压力，这个变化是极为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个社会要做低碳转型。

　　现在党中央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低碳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原因，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方向。低碳转型是循着这样三个叫做传导路线，或者三个基准在向下传导的，第一个就是用政策法律。因为气侯问题本质上讲是国际不公平，只能各国政府来提供，私营部门只能去配合，处于从属的地位。国家向国际社会进行了承诺，确定了目标，因此国家会采取一系列行政、法律的手段来传达这种压力，进行巨大的政策调整与改变。因为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间国家关于应对气侯变化低碳转型的政策与法律会有很高强度，很大力度的往下贯彻。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市场机制。我们知道实际我们过去中国在1990-2005十五年间已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已经降低了17%。实际过去，包括十一五五年也已经降了十四点几，过去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主要用行政手段，接下来我们也不怀疑中国政府行政手段的能力，但是单纯使用行政手段降低碳排放成本太高，因此要采取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这个经济手段就包括税收手段，价格手段，碳交易手段，以及相关的金融手段。就是要释放非常明确的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释放强烈的价格信号，让人们对未来能源的价格成本有一个较高的成本预期，释放明确的信号要让那些高碳行业有非常明确的价格约束。因此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除掉这两个手段之后，对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技术进步。因为低碳社会转型的本质或者叫核心的转变来自于技术。是我们的能源使用、传输、应用的过程中提升技术进步水平。同时在低碳技术方向对中国明天而言也是确保我们国家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因为如果其他国家比有代差，就是若干个十年的差距，比如航空领域，信息计算领域，制药领域都是差几十年，但是在新能源，与低碳相关的领域可以说大家只有年长没有代长，凭借我们的能力很有可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突破，形成我们的竞争优势。这就是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行政手段，市场经济机制以及技术进步，三个传导下来就进入到低碳的核心领域，也就是我们能源领域，能源产业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目前的能源产业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所谓可再生化，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承诺到2020年我们的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要占到15%左右。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将导致一系列的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制能等新领域的迅速崛起。

　　另外一个中国能源变化的一个决战厂是我们煤炭的叫清洁利用。中国目前煤炭在一次能源中占到70%左右的比例，即便到2020年还会接近60%。因此我们煤炭的清洁利用将决定我们整个变化的胜败。接下来就是能源传输与利用的变化，低碳领域包括低碳交通，低碳消费，低碳碳汇，现在有点对低碳庸俗化，我有一次去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问你怎么来的？我说我开车来的。他说就不够低碳了。我说我们不能不低碳生活庸俗化。我们讲的低碳生活不是压抑人们正常的生活需求，不是降低人们努力换来的生活质量，不是让我们当现在的苦行僧，而是在保证这些质量的同时，而是降低那些高档的消费。再一个就是转变整个国民体系的能耗降低下来。中国大约现在是我们消耗总能源是美国的四分之三，但是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碳排放超过了美国10%。因此中国节能减排，低碳转型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能耗要降下来，我们有明确的，就是学习赶超的目标，美国是我们的三倍，日本是我们将近六倍，韩国比我们优秀的多。因此我希望中韩朋友在提高能耗方面做一些探讨。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熊焰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李友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从方正集团来探讨中韩企业合作的契机。大家欢迎。

　　李友：尊敬的北京大学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同仁：

　　非常感谢论坛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本人一直做微观经济工作，所以我打算从方正集团探讨一下中韩企业合作机会。我过去做了13年的政府机关工作，在方正工作了8年，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完全从微观经济角度看看中韩企业有哪些合作的机会。我分成三个部分，从中韩经济总量看中韩企业机会，方正集团产业发展带给中韩企业的合作思考，从方正集团产业发展看中过韩企业的合作契机。

　　我在这里举两个数据，大家通过这个柱状图可以看到，从05-09年韩国一直接近一万亿GDP数量上徘徊，而中国从05年-09年增长了近一倍。韩国的GDP人均水平是中国的3500万美元和16450万美元，这个比较来看韩国的人均GDP水平是中国人均GDP水平接近4.5倍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GPD总量是韩国的五倍左右，而韩国的人均GDP水平是我们的四倍左右。这就得出来一个中国的GDP总量4.9万亿美元，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是人均只有三千美元，韩国的GDP总量在8490亿美元，排名15，而人均排名12。从这个比较看出来中国人均GDP和韩国的差距，这个差距会带来什么？我在这里把这个复杂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中韩人均GDP水平相差约四倍，如果中国的GDP水平要达到韩国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的GDP将会有18万亿美元增长空间，这个增长空间我相信会对全球的企业带来机会，不仅仅是韩国和中国的企业本身。我完全是站到作为一个企业，在微观经济情况下，在看到人均GDP比较的情况下，当中国十三亿人口如果我们人均GDP水平和韩国一样的时候，它会为全国带来18亿美元的机会。

　　看看我们两国资本市场的比较。中国在09年末资本市场中韩两国差别不大，我们看一下它实质性的东西，当我个国家GDP水平总量差别相差到6倍的时候，两国上市公司差不多，所以我认为它们的中小企业是非常健康的。从投资者结构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是个人投资和机构投资各占50%，而在韩国个人的投资占到33%，海外投资者占到45%，机构投资者占到22%。就是说韩国在利用外资上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的。如果我们对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话，如果我们也达到这样比例的话那会是很大的需求。

　　从资本市场分析，资本市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同样的得到一个结论，中国资本市场中小企业的增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中小企业几乎没有太多的空间，我们在18000家左右上市，没有韩国上市的多。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有调整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投资者几乎一半是机构，一半是个人，而韩国接近一半是海外投资者，按照这个算的话我们有一万亿投资机会，这个投资机会也可能是为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是有很大想象空间的。

　　从方正集团产业发展带给中韩企业的合作机会。方正集团是北京大学1986年创办的，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校办企业的龙头企业。在电子信息上方正集团排前三名，第一是华为，第二是海尔，第三是方正。是中国唯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出口的企业，我们目前已经成为控股公司。目前我们管理的资产规模大概在三百亿美元，五百亿人民币左右，中国净资产210亿人民币。

　　方正也是中国政府对创新做最好解释的一个例子。叫做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方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经过从86年北京大学投资创办，到今天为止我们净资产责任了五千倍。如果国有企业投资都按这样增长，我相信我们的人均GDP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数了。

　　中国的制造业都在盲目扩大规模，而没有向企业的上游发展。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方正的IT产业，一个是医疗产业。方正分成三个大的板块，第一是PC制造。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的调整，在五年以前中国只有PC，就是大家知道的电脑，电脑现在全球做的最大的是惠普，其次是华硕，然后是联想，都做到上千亿的规模，为什么还在亏损？实际上这个与盲目的扩大规模。所以方正从04年开始进入到集成电路，从05年开始进入集成电路的第二步，芯片的制造。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做到什么样了？我们PC业务，当然这是我们的传统业务，一直在前面，电路板生产已经排名全国第一，在全球排在前五十强。所以我们从单纯的终端产品制造开始往上游走，做电路板做走到芯片，通过这样的发展我们变成了一个设计公司，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制造业变成一个可以做ODM的公司，三星、LG都是这样发展的。我知道和三星、LG的接触，他们这些企业，包括惠普，都不是靠终端产品在赚钱，都是靠背后的设计在赚钱。韩国的制造模式和日本松下、东芝等等都是完全一样的，当它们有自己技术的时候，它们所推出的新产品完全靠自己的品牌在市场卖。所以方正这六年时间我们在做一个转型，就是说把我们制造业完全从低端产品制造走向了设计的道路，应该说我们算是成功了，这个转型应该说在中国的信息产业里头还没有一家企业获得成功。

　　从单纯的制造业转向上游，转向高端，所以我有一个思考，方正的制造业跟三星一样的，没有单纯追求规模，而是向ODM上层发展，而且取得了成功。实际上韩国的企业，尤其韩国有影响的制造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完全可以在这个方向和中国企业里合作。我说完全没有必要按照本国的市场做，到中国市场其实是低端的市场，而没有进入到中国高端的设计市场。

　　第二个看看中国的软件业。我们的汉字照排技术已经垄断了85%的市场，我们的数码印刷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是全球三家仅有的组织运算软件的厂家之一。在这里头方正有两个核心，一个就是两个国家技术标准，一个是数字版权技术标准，一个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和标准。所以技术的更新也要耐得住寂寞。最近大家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Google退出中国，这也是因为版权问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平面媒体的文字几乎都是方正做的。我们承担着国家数字服务出版工程，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从软件业上，方正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谈到了出版业，除了出版本身以外，我们现在外包，在迪拜、马来西亚拿到定单，我们现在在日本已经三分天下，在金融的领域上我们实际上已经是全方位合作。我谈到这个是说韩国在这方面是完全有机会的。从IT产业对比看，IT占韩国产业24%，软件占了40%，所以我说IT业对韩国有很多机会。医疗产业是方正的另外一个产业，而医疗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我在这里讲主要是就方正集团的产业来看，我们和韩国企业合作的机会，从GDP增长看我们18万美元的市场，从资本市场有一万亿的市场，从我们IT业，医疗产业等实际对韩国都是有机会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友先生。四位的演讲嘉宾都讲完了，我想让我们一起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后面还有点时间，根据我们会议的安排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抓紧时间，各位拿起话筒就可以讲。因为熊焰先生有其他公务提前离开了。

　　记者：我问左博士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对着人民币升值问题，就是单向变化，而且每隔几年美国总是有情绪，按照左博士提供的方案，就是我们派采购团，买飞机，买汽车，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培养美国的思维定式就是过几年喊一喊。请问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最终有什么办法？

　　左小蕾：非常好的问题，我刚才说的进口不是原来说的大飞机问题，我说的是战略，是市场开放的，比较大的范围里头的概念，不是像政府带着一个团出去买你几架飞机这个概念。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进口市场，这个如果做得好的话可能真的有很大的双方都获益的东西，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怎么做好。我们跟美国层面，大使馆，一些官员交流，他们认为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最近我见了神华总经理，他说美国做清洁煤的技术投入了很多研究，但是美国又不是以煤为主的，它是以油为主的，所以研发完了没有用，但是中国是以煤为主的国家，所以神华非常适时地跟它进行了沟通，可能知识产权什么都做了一些。这个双方会议有什么不好的呢？我说类似这样的问题，中国要去发现你哪些地方确实非常有需求，而美国那方确实又是可能来跟你做这个交易的。像这样的东西是被全世界忽略的地方，不是说的大飞机，那个问题也不解决问题，我们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是不是成立一个跟美国一样促进口内阁这样一个。过去我们出口做的很多，但是把进口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没有做，美国也是巨大的忽略了这样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是重新思考，换位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过去的思路。

　　另外一个，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刚才没有时间说，其实我就想说最终解决方式就是人民币真正的实现一揽子货币。最近也有经济学家提了方案，比方说跟STR全面挂钩，因为它只有四个货币，中国一揽子货币责任其实蛮高的。当然这个解决问题中间就有很大的，可能美国人希望升值，你又不提价。实际不管它是强势还是弱势它可以操纵你的汇率，你升你降。所以我说美国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说实在的，如果中国部分的抵制美元的话，我想美国不是特别的高兴。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话这是最终的解决方式，也要看政界的取向。谢谢。

　　记者：我是来自中国企业家记者，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方正的李总。

　　第一个，我想方正像IT和医疗走的话，我不太明白在房地产和金融这块怎么考虑，方正的发展是不是想像GE那样做实业家金融？

　　第二个，请问方正的特点是什么？

　　李友：事实上，我还说到三星和LG，它在韩国都有参股或者控制银行，包括东芝都在做银行，我想说一个问题，GE为什么做了？实际上GE很多产品，做发动机卖不出去怎么办？就租赁出去。它有租赁就变成了金融，实际上金融为它的大产品服务。这是GE的一个方式，实际在韩国也是这样的方式。方正像你说我们进入金融的问题，我想我们也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在短短四年里我们进入了同行业的前五名。我们的每一张金融牌照，包括人寿，我们最近在和美国一个有名的基金公司在合作，我们每一张金融牌照都对全球金融机构开放。当这些金融牌照开放以后会有很多产业链跟方正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健康保险，北京大学，北大医学部下面有八家医院，当我们有人寿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向他们去提供服务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人寿公司就是很了不得的人寿公司。谈到医疗和IT，我们的理念是产学研结合，刚刚谈到房地产业，实际上并不是产学研的多元化。我们所做的地产项目都是以10平方公里、20平方公里计算的，完全脱离了去买地做商品房去卖的模式。我们的模式，我只要把10平方公里的地，我在这里配置一个社区医院，为整个社区服务，我会依托北大的教育体系，包括中学的教育体系，方正有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数据库，我会为它提供这个数据库。就是说把金融、医疗、教育这些服务放到区域里头去，既解决了地方政府目前担忧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产业发展，同时又把我们产业优势带进去。

　　记者：我想问左博士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辛格讲过一句话，叫做谁控制住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住了粮食，谁就控制住了所有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住了世界。这个四十年来看美国还是基本沿着这个思路走，想控制这三样。假设美元不再是世界货币，美国竞争力会下降多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它的竞争力增加了多少？谢谢。

　　左小蕾：非常伟大的问题。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很细的计算这个问题，基辛格博士说的话无疑有他的道理，他是一个政治家，他比较高瞻远瞩，所以说了这些预言性的话。

　　关于货币，世界上叫美元本位，以前跟黄金挂钩，后来就彻底跟黄金脱离了，但是还是要挂钩，所以美元变成了一个本位，叫美元本位，所以美联储相当于国际的中央银行，它的力量在哪儿？它是铸币税，铸币税是很少的，但实际上美国人最大的美元带给它的作用，就是它的60%货币是在海外的，货币怎么出去的呢？是别人把很多东西给它，然后把货币给别人了。实际上60%的货币在外面的话，它具有购买力的，它具有向美国人购买东西的购买力的。如果全世界人都去买它的东西，它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实际东西让你购买，没有那么大的购买力，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巨大的挤兑危机。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因为它是国际货币。所以购买力只是在国家之间出现了转换，就出现了金融市场，包括虚拟的衍生产品，实际上看背后的作用，实际上这些金融产品的衍生，就是从货币这个角度，它实际上变成了虚拟美元购买力的可替代品。

　　所以大家把金融产品所谓的价值什么，把购买力都买了那些东西。到了危机的时候大家注意到，为什么中国拿出那么多美元的国债呢？因为那些金融产品做了一个大泡沫，那些金融产品都为零了，所以美国国债又变成了金融产品的最后的购买力的替代品。所以还是美元。弄来弄去这样的体制下，就把美元的整个购买力虚拟化这样的状态。本来需要美国实际的产出来支持的东西。所以它这个货币就很厉害，在全世界让它这么大的借了这么多钱，美国经济还能支持这么多钱的虚拟的购买力。

　　你说的那个假设，美元本位没有，美国八千亿的，中国人的债，全球十万亿的债，美国人都借不了了，如果不是强大的美元本位，现在支持它的这种财政体制，大家就整个崩溃了，当然这是我们的设想了，美国还是有它的实力。但是逐渐的特别是危机以后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我们就看见美元就不像以前那样，以前美元涨也好，跌也好带有趋势性很长的时间，大家现在可以看见欧元对美元也好，日元对美元也好，变化非常大，因为汇率是相对的实例，所以说现在世界的格局已经不是七十年代的那个格局了，所以不能说马上取代美元的位置，但是显然这个力量的对比在发生非常微妙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的精英阶层要逐渐地适应这个问题，否则会情绪化。

　　主持人：时间关系，我们的交流互动就到此为止。今天上午会议的所有议程都已经进行完毕，在这里我代表战略研究所，代表三星集团，和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我们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对各位的到来，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