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不是解决贸易均衡的关键

　　■综述■本报记者 王月金

　　在3月20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汇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坦率地说，大家聚焦人民币汇率，好像留了一个印象，人民币一旦升值，所有的贸易均衡问题都解决，实际只能作为一个缓冲，稍微缓解一下不平衡，而解决均衡问题关键在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只是能够通过汇率来解决。”在记者会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对媒体说。

　　在美国，很多人尤其是金融界和经济界的这些人士，还有政治界的人士都在说贸易的不平衡，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来消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其实是需要储蓄的，我不知道中国汇率问题，到底是低估了还是高估了，但汇率调整本身不能解决问题，这是跟长期的发展阶段、人口的变化、全球的经济总量是平衡的。”

　　而美国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投资和储蓄的不平衡，真正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取消某一些限制，比如取消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一些限制。斯蒂格利茨表示，美国贸易逆差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不可能再像斯里兰卡或孟加拉等国，生产这些贸易纺织品等，不可能重新开始或又回去做制造业等。

　　而汇率短期大幅变动对全球企业影响如何？庞巴迪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皮埃尔·布多昂说，“变动对制造商是不利的，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币值的话，加拿大的币值是比较低，出口非常强劲，但生产力没有提高。因此要保持平衡，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币值，要避免两个大国在币值方面的碰撞，同时保持人民币稳步的升值。”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把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变成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否则会对世界经济带来非常不稳定的后果，这样其他一些市场稳定情况可能会受到破坏。

　　“我并不建议中国汇率大幅度波动，波动性太大的话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不利的。”卡特彼勒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欧文斯说。

　　在谈到汇率调整时，总会使人想起日本失去的十年，“我知道这是大家的普遍观点，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日本失去的十年，一部分是由金融市场开放和市场监管放松造成的，泡沫扩破裂造成了长期的后果。”斯坦福大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会长青木昌彦表示。

　　青木昌彦认为，日本相对老龄化和以前社保政策等不协调造成了失去的十年。

　　“只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错误的观点。”30人集团主席、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雅各布·弗兰科尔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储蓄率过高，但是可以通过结构性措施，比如通过提高社保、养老金体系、分红体系、资本市场改革等，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奏效，那么就会降低中国百姓的储蓄动力，自然也会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中国的储蓄率下降的话那么汇率自然会改变，一旦汇率改变，贷款或其他的工作也会相应跟上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说，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应多花点时间解决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办点实事，比如医疗的事情搞好一点，赶紧通过医疗的法案，不要30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个民生的问题很大。再比如把中小学教育办好，再不办好的话，印度人的英语比美国人要好了，德国人的数学比你们要好了，你们搞什么制造业呢？再比如花点精力解决好枪支的使用问题，再也不要出现美国的教授评不上终身教职，枪毙自己的系主任这样的丑闻了。我希望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抓紧时间办点实事，注重你们的民生，而不要花时间用在所谓人民币汇率的花哨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