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与政府转型之路

　　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危机当中一枝独秀，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双双超预期。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17175元，同比上涨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然而，公众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高度关注却展现了“硬币的另一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平等矛盾持续存在。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建立，居民对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公平的期望不断提升，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品的需求也发生转变。政府如何在这样的需求下完成角色转型，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

　　一般认为，收入分配领域不公现象是市场失灵的产物，因此人们要求政府从再分配着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日益强烈的收入增长预期和收入增长缓慢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收入差距的很多问题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所以政府对于初次分配并不是“零参与”，而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更为充分的发挥作用。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首先要保证劳动者享有流动的自由和选择机会的平等，尽可能消除劳动者的身份歧视。目前最大的身份壁垒是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人口、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在工作机会和回报上存在极大的差异。政府可以通过降低户籍门槛、实行均等化的社保政策等方式改善户籍制度的歧视性后果。其次，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在用工市场当中不受侵害，比如已经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强制性劳动保险制度，未来将引导建立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等。最后，改革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最高行业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5.9倍。在当前国有企业和资源类行业进行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垄断性和资源性收益，成为这些企业员工的收入。政府应改革相关部门的市场准入机制和利润上缴方式，实现全民资产的收益全民共享。

　　在再分配领域，政府调节收入的主要手段是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从财税的角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管制度。以个税为例，无论是提高起征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还是将个人全部收入纳入征收范围等等，这些方面的改进都需要征收部门搞清楚每个居民的收入有多少。各种各样灰色收入的存在，暴露了税收征管系统和金融监管系统的缺失，必须逐步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与此同时，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支配，也需建立透明的财务公开制度，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保障公共资金的有效使用，防止腐败和寻租。

　　从社会保障来看，政府正面临新一轮的转型挑战，一方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本保障覆盖范围仍有待提高，居民对于社会保障均等化的呼声益发强烈；另一方面，居民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质量有了更高的期望。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教育。对于收入分配来说，教育不仅属于再分配领域，也直接影响了劳动者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机会和收入水平。基础教育被公认为是实现起点公平、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的最有效途径。然而，城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异、城市基础教育的高昂成本，使很多中低收入家庭看不到基础教育投入的回报。高等教育是很多中低收入者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以百万计的“蚁族”群体——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接合部的大学生，则反映了高等教育的昂贵投入带来的收入预期和实际工资产生的严重落差。改进教育体制，平衡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重，完善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不仅关系到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后的人力资本竞争力。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从“强国”到“富民”，收入分配改革亟待推进，政府转型正在发生。接上期内容，本报就收入分配改革中的问题，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