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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国际合作分论坛实录

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03月21日19:00

  [主持人侯云春]: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由我来主持本届论坛第五单元的讨论。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国际合作”。大家知道,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成果和舒适的现代生活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

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日益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话题,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制定了节能减排的国家行动方案,提出了2010年节能减排的目标。同时,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双重压力。

  如何采取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推进节能减排,如何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希望来自国内外的朋友,共同就这个问题出谋划策。今天我们荣幸请到了三位演讲嘉宾,他们分别是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第三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先生。

   现在我们请万本太总经济师给大家演讲。大家欢迎。

  [万本太]: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午好。我说明一点,我们环境保护部周生贤部长本来应该亲自到会作讲演的,因为他临时有事,委托我代替他宣读他的讲演稿。他讲演的题目是“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16: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从解决温饱、脱贫致富到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产业结构偏重和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资源环境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16:14]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入新世纪,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2020年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并重、同步和综合;从基本国情出发,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 [16:14]

   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一个勇于创新、勇于变革,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说到底要通过继承创新,科学总结,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和现实的把握,不断深化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以新举措、新经验和新成效推进环境保护,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中国环保新道路,从探索过程看,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每一个创新都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从探索重点看,具有多重性和阶段性,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探索重点;从探索内涵看,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个海纳百川、高度开放的系统工程;从探索任务看,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要求着眼长远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趋势;从探索途径看,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必须立足当前解决现实环境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我国环保事业大发展的30多年,也是不懈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30多年。   

    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提出以来,我们主动实践,大胆创新,深入研究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对环境保护提出的新要求,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环境保护规律,并取得积极成效。

    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我们认识到,发展就是燃烧。在一定条件下,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科学发展就是消耗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总括起来就是又好又快发展。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环境问题而言的,环境问题是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主要因素。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首先体现在环境保护上,环境保护取得的任何进展任何突破任何成效,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贡献。必须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以水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为基础,统筹环境与经济关系,给江河湖泊以人文关怀。

   其中,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核心,恢复生机、提升活力是目标,遵循规律、道法自然是前提,系统管理、综合治理是方法源截污、转型发展是关键。节能减排是环境保护的硬抓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削减主要污染物派忙总量,减轻环境容量负荷过重的压力。“十一五”以来,主要污染物减排取得明显成效证明,节能减排是保护环境、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手段。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环境问题是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

  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护和改善环境;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保障、促进和优化经济增长。追求和实现环境与经济高度融合,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促进发展,是经济及环境政策的内在要求。环境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经济发展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环境状况决定人们的生存条件。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品和优美的环境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关系社会稳定,关系发展的根本目的。

  对探索环保新道路的方向、原则和框架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化。探索环保新道路,从时代要求看,必须坚持环境与经济相融合,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从核心任务看,必须坚持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从价值取向看,必须坚持环保为民的根本宗旨,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从实现途径看,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从动力源泉看,必须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尽早形成全社会保护环境的强大合力。

   探索环保新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构建“六大体系”。一是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二是正确处理预防与控制的关系,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三是正确处理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四是正确处理激励与约束的关系,完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体系;五是正确处理统一监管与分工负责的关系,构建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六是正确处理规范引导与自觉自律的关系,形成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

    对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环保工作的认识更加深化。加强环境保护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推进环保事业发展的大好机遇。为确保扩内需一揽子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深入研究金融危机对环境保护的新挑战,牢牢把握随着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的实施,必将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水平升级、环境问题转型”。

    对这一变化趋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要有足够的应对准备,需要从八个方面入手做好有关工作:一是扩内需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难得契机,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二是扩内需难以逆转短期内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态势,必须毫不松懈地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三是扩内需推动落实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必须充分发挥环评制度参与宏观调控的作用;四是扩内需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切实解决城镇突出的环境问题;五是扩内需需要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统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六是扩内需促进经济社会政策的创新,必须不断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七是扩内需为科技自主创新带来难得机遇,必须大力研发推广高效绿色适用技术;八是扩内需引领消费水平升级,必须提倡和引导绿色消费。 [

    对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化。环境保护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具有“先导”、“优化”、“助推”、“扩容”和“增值”的综合作用。发挥好这一综合作用,既可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先导”就是推动区域、流域和行业规划环评,明确生态功能区划分,对发展什么、鼓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加以明确,引导地区和企业搞好经济发展;“优化”就是利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助推”就是对符合中央政策和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按规定标准程序加快审批,为不合规定的建设项目设置不可逾越的“防火墙”;“扩容”就是通过推进污染减排,腾出和扩大环境容量,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增值”就是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发展环保产业,形成现实生产力和创造绿色物质财富。

    认识上的深化推动环保实践不断突破,环境保护成效不断显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有所减缓,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主要污染物减排取得好于预期的明显成效。2006-2009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分别下降9.66%和13.14% 。二氧化硫“十一五”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可以如期实现。第二,污染防治能力大幅提升。截至2009年底,我国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重由2005年的12%提高到71%。城镇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72.3%。

    第三,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2006- 2009年,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6006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17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第四,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改善。与2005年相比,2009年环保重点城市空气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24.6个百分点;地表水国空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下降29.2个百分点;七大水系国控断面一类到三类水质比例提高37.3个百分点。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污染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潜在的环境问题还在不断显现。究其根源,经济增长方式粗莽、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主要症结。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日益突出的矛盾,中国政府在对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国已进入只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转变发展方式,给探索环保新道路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当前探索环保新道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具体来讲,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第一,深入推进污染减排,以倒逼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污染物减排是淘汰落后产能的“紧箍咒”。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健全减排指标、监测和考核体系,把污染减排与改善环境质量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建立减排目标着眼环境质量、减排任务立足环境质量、减排考核依据环境质量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通过污染减排的倒逼传导机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源头控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保护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的制度化保障,是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控制闸”,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调节器”,我们将继续研究健全环评、评估、审批责任追究机制和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强化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完善规划环评,探索战略环评,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

    第三,健全环境标准,以市场准入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环境标准是绿色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升的催化剂。一项新的环境标准出台,往往孕育着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加快推进环境标准管理体系建设,着力提高标准体系的协调性、完整性和适用性,构建新时期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污染源监控标准体系和清洁生产标准体系,引领技术升级,推动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第四,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以环境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必然是经济社会政策创新的过程。创新经济社会政策包括环境经济政策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可靠保证。我们将继续探索完善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一体化。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完善鼓励节能环保的财税体系,研究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深化绿色税收、绿色证券、绿色采购、绿色贸易等环境经济政策。

    第五,强化环境监管,以依法行政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我们需要有效协调各方面的行动和力量,忠实履行环境监管职责,为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外部条件。我们将以建立与新时期环保任务相适应的环境监管能力为目标,探索建立健全先进的监测预警、完备的执法监督和高效的环境管理支撑体系,逐步提高环境监管能力,依法强化环境监管。

    女士们、先生们,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进程中加以解决。中国政府作出转变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抉择,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从根本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命运不关乎机会,而关乎对机会的把握和选择。我们相信,只要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在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征程上奋勇前进,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万本太先生在他的容量很大的演讲当中,展示了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思路、举措和取得的进展与成效。我们非常感谢万本太先生的演讲,也感谢周生贤部长为这次演讲所作的精心准备。

    下面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演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曾经担任过英国政府气候变化及发展经济学顾问,直接向英国首相、财政大臣和气候变化评估小组汇报工作。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很深的研究。这里我需要提醒一下,为了便于有更充分的时间互动、讨论,下面两位演讲嘉宾的时间每位是10分钟。下面请尼古拉斯·斯特恩先生演讲。

    [尼古拉斯·斯特恩]:我想气候变化在21世纪初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和问题,如果我们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可能另外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气候问题处理不好,那么,发展问题也会解决不了。而且气候可能会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恶劣的发展环境,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阻挠。我们现在要为发展创造这样的一种环境,实际上,在气候变化方面,曾经有一些人设置障碍,有一些利益的集团,现在并不是两个势力决定是否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们觉得气候变化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才能对发展有益的事情。在这个环节中,我们会谈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我们在哥本哈根第十五届的会开得还是非常失望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英国的60年代曾经有一些政治方面的纷争,和当时哥本哈根的会上发生的事情是非常相似的。而且我也想指出,我们在这个会上还是有一些成果,比如设置了一个谈判的平台,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认可了2度的目标,而且必须要从每个国家每年能够筹集到大概一千亿美元的资金,另外还有一个高级顾问委员会,也是获得了新的融资手段和渠道。另外,在IEDD+这个情况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实际上我们当时办这个会的时候,并不预想所有的这些人都会来参会,实际上最后还是有很多国家来了,而且有很多国家最后在会后发布了他们想要来加入哥本哈根协议的一些声明。比如英国的布朗首相,还有埃塞俄比亚的总统,我和这个委员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另外在林业合作这方面也是有一些新的进展。实际上墨西哥将会成为下一届会的主办方,实际上为十六届的会,墨西哥已经设置了一个联络组。所以,会在原来28国集团、30国集团的基础上继续跟进。 

   当然,不知道下一个会的谈判平台有多么牢固,我们拭目以待。这是基本上我们认为比较积极的一方面。但是也有一些不利的情况发生在这个会上,比如国家之间有很多的猜疑和不信任,比如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说他们可能是被发达国家诱导到这个会上,实际上被设了一个圈套,怕中他们的埋伏,很多人用了这个词。而且,发达国家是想设定一些能够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从这样的协议,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另外,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其他方面存在一些误解。比如中国在制定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是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而且中国在这个目标方面,展示了非常强的坚定性和决心。中国的总理也说,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设置了一个到2020年的目标。我想那些代表发达国家说话的人不一定了解中方做出的这种承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集思广益的平台,而不是由这个发达国家来主导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中,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合作的、氛围比哥本哈根要好。

   我也想讲一下在林业这一块,我们有一些进展,但是在技术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比如技术的分享、技术转让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我想中国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些程序也是比较复杂。192个国家都要参与讨论决策,我认为这可能会比较复杂。我想在下一届墨西哥的会上能够有所进展。

    我们为什么会设置2度的目标,我想这是有道理的。我想达成一半一半的2度的目标的机率,我们必须来看一下这张图所展现的这样一个路径。我们现在大概是排放有470亿吨,Gt和10亿这个单位是一样的。目前我们的人口还在增加,所以每个人单位的排放不能超过200万吨,实际上中国目前是超过6,印度是超过4,所以,我想这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必须思考怎么达到。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50%的机率,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相应的指标完成。另外,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些环境恶化,比如亚马逊河的泛滥,或者冰川的融化,或者其他环境的危机,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进来,我们只是考虑了按正常的情况下要达到2度的标准要实现的减排的要求。请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大概是480亿吨的水平,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水平到2050年的时候降到200亿以下,才能实现我们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描述的目标。

    提交给哥本哈根协议的一些内容有哪些呢?实际上,这个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积极,每个人都做了一些相应的贡献,我们必须要在20年之后达到不高于现在排放的一个水平。如果你是什么都不做改变的话,2020年可能需要450亿吨这样的排放量。但是我们希望如果能够达到2度的目标,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更低的,大概440亿吨的排放。我想还是有能力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必须要坐下来讨论如何实现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很快的国家,煤炭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产品。刚才万先生也讲到了中方在这方面想做的一些工作,对于中国来说,45%的排放减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到2020年的时候整体的排放量要达到115亿吨,中国希望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达到大概140亿到150亿之间这样一个排放量。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情况会发生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占世界2020年预算的一半。当然,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减速,比如2020到2030年比2010到2020年慢一些,但是算法还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说法。我只是把算法摆在大家面前。

    中国要怎么做呢?如何才能帮助世界达成2度的目标呢?基本上,我想中国是想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现在的一个排放水平,就是回到现在的排放水平之上。我们都希望中国的发展速度能够达到7%或者7%以上,在接下来20年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这个乘以4的话,再算一下排放量的话,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在每五年减少29%的排放量。所以,每十年要减50%左右。大概是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一个除以2的减排规模。我想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比如你能够在五计划中把这个能源消耗量减少20%,另外,每一个能源单位产出的排放量能够减少的话,还是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

   我想这个工作还是可以实现的,不仅需要很激进的做法,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我想目前有一个能源的革命,这个革命会使大家都受益。我们原来提到的这种非常重或者倚仗淡水原料的路径是对环境非常不利的,而且也会自取灭亡。我想所有的世界上的国家都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现在有一个新的工业革命的发生,我们感到非常振奋,也是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了,我们应该把它的看出作是一个机会,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低碳的发展之路。这个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创新浪潮。之前的浪潮在过去40到50年中都是这样一个形状(图),我们现在站在一个新的工业革命的终点。中国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大家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追究能够有这样一个作用,中国已经发出了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要提高能效、减少排放,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论坛应该向外界发布的一个信息,中国在环保和能效这方面有多大的决心。

    最后我想做几个建议。为了达到目标,你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减少二氧化碳,比如每吨二氧化碳定价20美元的话,大概就相当于你要对煤炭征50%税率的税,所以,这就能够为中国创收大概1.2万亿的收入,能够相当于GDP的6%,而且这个钱可以投入到新的研发项目中,还有之前提到的医疗方面的工作中。所以,我想中国目前还是有条件来推出这样一个煤炭税,其他国家也正在讨论这样的可能性。我想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是可以扮演这种领导角色的。

    中国也正在转变,中国在这方面对它想要达成的目标也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也相信中国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也是我们一个真正的增长的故事。我想高碳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谢谢。 [16:45]

  [主持人侯云春]:谢谢尼古拉斯·斯特恩先生的演讲。下一位演讲是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校长。 [16:45]

  [刘遵义]:谢谢侯主任。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能够再回到这个论坛上来发言。首先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也是我第七次参加这个活动,每一次这个论坛都比上一次开得更成功。我今天想讨论一下分担责任的机制(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机制)。

    我想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刚才讲得非常清楚,目前在减排方面面临非常严峻的任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必须分担这种责任。碳减排必须要通过提高能效,这包括提高能效和减少能源的使用来实现。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找到替代能源,比如水利、风力这些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我想两方面都要努力,就是能效提高和替代。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他们要做到绝对的减排,应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发达国家还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我想绝对量的减少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绝对量的减少,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目前能源使用量还是比较低,而且每单位GDP的消费额未来还会增加,而且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是在更多地提供实体型的产品,而不是服务。所以,在未来还是存在一定的壁垒。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数据,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首先在能源使用方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展示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一级能源使用量是最大的、最高的,中国是在红色的这条线上(图),最下面那条是巴西,中间是日本、德国、印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单位人均方面,美国还是占非常高的水平,它的这个能源消耗量大概是德国和日本的两倍,德国和日本又差不多是中国和巴西的两倍,印度基本上还是比较低的。巴西是绿色的,红线是中国,棕色是印度,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另外,这些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因为人均GDP不同而产生的,由于人均GDP不同所以也会产生能源使用的差异。而且我们认为人均GDP增加的话,人均的能源使用量也会增加,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公道的说法,会在目前的基础上应该能够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地增加它的能源使用量,因为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另外一个想说的就是在能效方面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能源和GDP的比例下降之后,仍然是很高的比例。印度还是比中国低一些。日本和德国确实有最高的能效的比例。尤其是在单位GDP的能源使用方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他们的能效会低一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低一些。有时候是根据它的产业组成不同,有时候就是发展中国家可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比例大一些。对于能源的使用和需求会小一点,比如说,生产汽车的当然就要比做其他轻工业的消耗能量多了。虽然时间不够,但是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些领域上都存在这样的差距和不同,必须纳入我们的综合考虑当中。

    今天当我们提高能效,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人均能源消耗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同时人均碳排放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当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是提高能效就已经能够带来很大的成果了。在未来十年,比如说发展中国家能够下真功夫提高能效的话,至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均碳排放。

    另外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能源使用的成本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量。尤其它也决定了每个国家人均能源消费的不同。这个表显示的是每个国家汽油零售价的不同,最低是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汽油价格虽然现在比美国高一些,美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石油零售价最低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有非常高的终端汽油零售价格,日本相对来说也有比较高的汽油零售价格,巴西、印度相比中国来说,汽油的零售价也高一些,这是一个逆差。它这样的一种差距,也会影响人均的能源消耗。尤其是通过打价格这张牌和税收这张牌。 [

    在我的建议当中,我想建议建立一个共同的能源消耗规范。当然我不会说具体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当然它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仔细想这样的问题,看看长期的目标是什么,它的人均GDP可能都会增长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同时考虑到一些地区的不同,比如北半球的能源消耗肯定要比南半球高一些,因为它有供暖的需要等等这些不同。

    这之后我们看看不同的发展水平之上去怎样设置一个能源消耗的上限。当然这是一个人均的上限,我们称之为人均的能源消耗相对于人均GDP的比例。可以看到,蓝点的美国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日本是金黄色的三角(图),和德国在同一条线上,还有中国和巴西,可以发现当GDP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可以让初次能源的人均消耗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不再往上涨了。

    我们可以看看,在假设上来说,有可能达到静止的消费或者比例上升的状态,当你的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是有可能把人均的消耗给限制在一定的上限之内的。比如大概是40吨人均的水平,日本实际上在同期也是有非常稳定的人均能源消耗。我们希望左下角(图)的这些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和巴西,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方式来达到全球共同的标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之后。比如我们需要让两方能够向同一个方向前进,这样大家可以找到一个中间道路,这就是我所谓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不断地满足他们的标准,哪怕这个标准因为技术进步或者其他方式变得越来越低,另外发达国家也可以能够或者愿意不以牺牲资源的代价达到符合这样的要求。我想这也是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个标准不应当仅仅参照历史的数据,也可以考虑到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比如现在日本的GDP人均达到2万美元的时候,它的人均能源消耗的上限大概是1.2亿BTO,如果有了技术之后,在同样的GDP之后,足够的BTO标准就足够了。所以标准是1亿,而不是1.2亿。如果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设定这样的标准,就有很大的可能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合作。有了这样的一个共同标准之后,我们就可以避免过去的那种相互的不同意见或者是争论。就像我们在哥本哈根看到的一样,因为大家都能够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每一个国家可以独立的并且分别做自己的工作,达成这样一个共同的标准,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工具大家可以予以考虑,首先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全球性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税,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的话,那就可能对这个能源价格实现一个升价的做法,每个人都会对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征税,基本上比如说达到或者接近于日本、西欧的水平。当然,这样一个征税的负担可能会由政府或者是出口商以及消费者共同承担,对消费者来说,政府可以通过税的税收对他们予以相应的补贴或者补偿。

    当然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进行资金的共享,建立一些共同的开发项目或者技术的研发项目等等。所有这些,我想都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来实现。

    最后,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全球的协议来避免气候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一地完成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协议需要大家以一个平等的方式承担我们各自的负担。不管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共享的任务。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经致力于去避免全球气候变化变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领导性的角色,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达成一个可以共同执行的计划。谢谢。

  [主持人侯云春]:谢谢刘遵义教授的演讲。现在我们进入讨论、互动阶段。为了能够使更多的问题得到讨论,希望提问尽可能简短,回答也尽可能简洁。现在请大家提问。

  [提问]:我是来自德意志银行的代表。听了三个非常好的演讲之后,我有两个建议。对于中国未来国际上的贡献和角色是什么,我有两个建议。第一,联合国这样一个进程,要达到一个国际协议,可能是比较慢的。同时,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商界包括那些大的私营企业、部门更多的动能,他们能够通过跨境进行技术包括项目的转移和交流。同时,私营企业部门包括企业和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应当进行这样的一种合作,我们希望比如在关税方面有一些全球一致的标准,比如我们出口信用,还需要一个能动的监管环境和框架等等。比如,德意志银行现在也参与了很多欧洲公司,比如如何在未来十年把撒哈拉非洲那边的太阳能通过集成的方式运送到欧洲予以使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和监管部门进行合作,比如降低他们的关税,促进跨境流动。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十年,实际上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公司和技术了,不管是在太阳能、生物质能还是在风能方面,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希望这些新能源的公司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跨境的变革性的项目当中,并且在业界扮演一个领导性的角色。

   第二,正像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说的,对于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的融资的咨询团体,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也是咨询团体的成员,比如调动每年1000亿的资金投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共同投资。我对中国的观点,2020年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历程,中国会有巨大的能力实施你们的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中国也有很多可以做贡献的。同时2020年中国如果变得更加繁荣的话,我想所谓的捐助国和受援国的差距或者是区别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中国也可以向那些穷国提供更好的信用者和信用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中国可以接受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提供支持,这也是我作为咨询团体的成员对中国的建议。当然2020年之前,气候减排的在最不发达国家的帮助可以从三个方面,包括政策、资金以及基本的技术方面的支持。

  [提问]:我是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代表。我想刘教授和斯特恩教授能不能做一些回应。斯特恩教授,你说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在想,你认为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实施一个模型,让中国在2030年迅速达到排放的高峰,开始进行下降?您认为中国在实施方面的可行性有多大?刘遵义教授,您谈到了所谓共同标准的问题,就是人均的能源消耗和人均GDP相适应的上限的问题,你是如何设计出这样一个共同标准? [17:05]

  [尼古拉斯·斯特恩]:非常感谢。您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们一直谈论这个问题。打破排放和产出之间的所谓既定的联系。比如,日本单位产出的能量的使用情况,比如,它的人均单位产出的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而世界的基本标准,肯定要达到单位GDP2吨的排放。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这样一种既有的公式,就是在产出和排放看似矛盾的集体之中进行各自分开的独立工作。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 [17:06]

  [尼古拉斯·斯特恩]:中国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呢?我想中国如果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模型的话,中国有很多研究所也在看这样一个模型是如何实施它。实际上我也谈到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比如在未来的几个五年的计划当中,可能需要达到20%的单位GDP的减排。 [17:06]

  [刘遵义]: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也谈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主要想关注能源这个方面,因为我谈到实际上大家的基本需求是对能源的需求,而不是对碳的需求。刚才我的时间不够,没有谈得特别细,实际上我们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所谓非碳的能源当中所带来的实际的正面效应,比如有些国家的能源构成当中,非二氧化碳或者非碳能源排放比例比较高,那它的上限就可以设得高一些。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多问题,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认识到,人均能源需求会不断地上升,随着他们人均收入不断上升,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包括能源。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都需要生产性的能源应用,不管是你要汽车,哪怕是能效最高的汽车,甚至是电动汽车,它最终也需要能源。  所以,谈到这个共同标准的共同上限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共同上限也取决于你的人均GDP的多少,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必要把这个共同标准设得低一些,这样人均GDP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人均消费可以被控制得低一些。但是,我想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阶段了,如果他们能够节能的话,至少要在未来十年或者未来二十年,他们就会有很大的整个碳排放的减少,光节能这一点就可以做很大的工作。

    我有一个评论,有一个问题。评论是关于斯特恩教授刚才讲到,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政治领导人有很多方面的误解,中国领导人说到做到,发达国家领导人可能做了还能承诺,但是根本不实现,这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您说这里面可能有误解,我部分同意,但是我认为有时候他们是故意不理解的。因为中国在做这方面的行动,包括中国的很多高级领导在发达国家很多国会里面,中国很多介绍,他们说不理解,我觉得这是故意不理解的。气候变化白皮书也颁布多次,很多媒体上面发表过,他们说不理解,所以我部分同意你的观点,但是部分不同意。

  [提问]:跟着想问一个问题,今年在墨西哥要召开的气候公约气候会议,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美国参议院能不能通过气候变化法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听听斯特恩爵士,你本人对这个怎么评论?英国、欧盟和美国是很好的联盟关系,能不能英国和欧盟推动美国在气候变化法案上面做一些努力? [17:10]

  [尼古拉斯·斯特恩]:我不知道英国能够或者是应当告诉其他国家,哪怕是美国怎么去做。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我非常乐于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其他非洲国家进行合作。之所以我现在关注中国,实际上美国的意图,一开始在哥本哈根协议之下,实际上也是不能达到所谓2摄氏度的控制升温的目标。

  [尼古拉斯·斯特恩]:实际上这个公式当中确实没有公平可言,并不是非常公平的公式,如果在气候变化中让每个成员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必须打破所谓产出和排放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共同承担负担的模式。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英国

  [主持人侯云春]:我们这个单元的讨论就到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应对气候变化是各个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这个单元的讨论互动非常热烈,表明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毕竟我们大家都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尽管现在天文学家、科学家们预言,说在茫茫的宇宙当中,还有类似于地球这样的条件,适宜人类居住的其他星球。但是,我想,太空移民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事情,我们在座各位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恐怕都没有这个希望了。

   [主持人侯云春]:昨天有学者建议,说把论坛当中大家的发言记录下来,看看哪些讲对了,哪些讲错了,我相信我做的这个判断可能是最正确的。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得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作为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我们只有呵护它、保护它的义务,没有亵渎它、破坏它权利。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携手并肩,团结合作,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吧。

   [主持人侯云春]:今天下午的讨论到此结束。   

责任编辑: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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