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奶粉受害父亲因“敲诈”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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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聚氰胺从来没有淡出江湖。就在媒体惊呼其卷土重来之际，又有2单“敲诈案”也与之扯上了关系。

　　一位问题奶粉受害幼儿的父亲，因“涉嫌利用媒体恶意报道”，向相关企业“提出巨额勒索”而获刑5年。从消费者合法索赔到“有预谋地敲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名奶粉企业的前员工，在获知该企业并未将回收的问题奶粉销毁，并推测可能继续使用后，假冒记者，以有关证据相挟，图谋敲诈350万元。作案者很快落网，等待着他们(包括同案者)的也是敲诈勒索罪。

　　两起“作案”手法大相径庭的“敲诈案”相隔2天在同一家法院宣判。巧合的是，它们都与三聚氰胺有关，都与曾在问题奶粉名单上的企业有关；更巧合的是，两起案件中的企业被证明有“血亲”关系。而用做“勒索”的问题奶粉何在？似乎再也找不到答案。

　　在那名父亲正在监牢服刑时，他的家庭已经破碎，他再也没有见过因问题奶粉造成伤害的女儿。而此时，中国数以万计的曾遭受过奶粉伤害的儿童，仍然奔波在求医的道路上。上月末，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中国普查到3000万受问题奶粉影响的儿童。

　　3000万儿童到底受何影响，并将产生怎样的后遗症？中国的医学家们正在进行着研究。他们追踪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受影响儿童，对“毒”奶粉致病的机理已基本厘清，但对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却是疑问重重。

　　三聚氰胺仍然不断以新的方式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对它的关注，是对“毒奶粉一代”的再次关照。

2008年10月16日下午，部分零售商把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卖不出去的奶粉堆在施恩总部，要求退货。本报记者范舟波摄

2008年9月17日上午，山西省长治市，超市内撤下问题奶粉后空空的货架。CFP

　　奶粉“钓鱼”疑案【内文导读】

　　■一个索赔家长的“敲诈”路

　　■拍到“未销毁问题奶粉”引发的“前员工敲诈案”

　　■追问毒奶粉后遗症

　　一个索赔家长的“敲诈”路

　　郭利女儿吃的施恩奶粉中包括施恩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等，而这些奶粉均不在国家公布的有毒批次内。因此最初被拒绝赔偿。

　　郭利坐在被告席上，这个41岁的北京壮硕男子不得不瑟缩着肩膀，他于盛夏的杭州被捕，当时穿的还是短袖。潮安入冬已久，但他身上穿的毛衣还是前两天律师捎来的，不太合身，袖子耷拉在手腕上。每当提起女儿，郭利总是嚎啕大哭，哭声回荡在能容纳百人的法庭上，庭下听审的只有寥寥几人———雅士利的代表，以及穿着便装的当地公检法人员。

　　2009年11月20日，消费者郭利涉嫌敲诈奶粉企业一案在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人民法院开审。50天后，潮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9天后，在没有通知郭利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潮州中院作出了书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检举郭利的，是去年深陷“假洋品牌”事件的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恩)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士利)。郭利被检方指控，以其女儿食用施恩生产的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双肾出现问题为由，以向媒体曝光为要挟手段，向施恩和雅士利勒索300万元。

　　与华硕黄静案类似，这是一起个体消费者与大型企业在维权博弈中产生的纠纷。消费者的维权行为以及索赔的金额究竟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里？这在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为郭利辩护的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生认为，雅士利和施恩实施了“钓鱼”。

　　张燕生的辩护意见书指出：“施恩、雅士利花费了如此之多的精力，并不是为了给郭利‘赔偿’，而是用‘谈判’的形式勾引郭利与施恩公司‘对话’，然后处心积虑地将‘郭利敲诈勒索案’加工完善到符合犯罪的要求。”

　　对郭利来说，这起案件不仅意味着将失去五年的人身自由，还有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郭妻高红及其岳母成为了控方证人，提供不利于郭利的证词；郭利70多岁的双亲为官司奔走，家庭经济陷入困难，筹不足路费前往潮安听审；郭利的女儿小涵，被高红藏起来，音讯全无。

　　这家成立27年的大型食品企业曾公开表示，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而与此同时，由郭利直接引爆的施恩“假洋品牌”风波，使雅士利陷入诚信危机。在郭利被捕后三个月，风波被淡忘，雅士利得两大私募资本注资，重新踏上上市之路。

　　不在赔偿名单之内

　　在郭利的父亲郭建廷看来，孩子吃了毒奶粉身体受损，不管开价多少，都是消费者为维权而做出的合理索赔。他表示，从2009年6月潮安警方实施“跨省追捕”，到如今判处郭利入狱，都令他“心跳加快”，感觉“冤屈，没道理”。

　　2008年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在质检总局通报的抽检结果中，施恩生产的施恩牌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中四个批次被检查出三聚氰胺，最高含量达17mg/kg。

　　恐慌在全国父母群体中弥漫开来，郭利急忙带着当时2岁的女儿小涵往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进行筛查B超。郭建廷说，“他快到40岁才有了小涵，很心疼这个孩子。”检查结果表明，小涵“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此前关于孩子厌食、尿量少、脾气烦躁等种种症状，都和三聚氰胺中毒特征吻合。

　　郭利的母亲辛宏向记者确认，孩子从出生开始只吃过施恩奶粉，包括施恩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施恩金装幼儿配方奶粉(第3段)以及施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第2段)，而这些奶粉均不在国家公布的有毒批次内。

　　郭利并没有带女儿去北京市卫生局指定的5家二级医院进行确诊，因而也没有被录入因三聚氰胺奶粉出现问题的国家赔偿名单之中。郭利在庭审中表示，没人告知他要复检，他以为先处理的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所以一直在等待消息。

　　张燕生律师指出，“即使参加了国家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然保护个人向企业索赔的权利。”

　　郭利的个人索赔行动一直在持续，随后的五个月中，郭利一直在与出售奶粉的物美大卖场新街口店、施恩驻北京客服代表交涉，希望退货和索赔。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只对已公布的那几个批次的问题奶粉负责……所食用的奶粉没有问题，因而也未见到施恩的有关负责人出现。”①

　　“用北京话来说，就是郭利这人特别‘轴’。”张燕生律师和郭利的父母都不约而同使用这个词来形容郭利，说他一根筋，谨慎且固执。1998年，郭利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自此以后他凡事留心，做国际英语同声翻译多年，签订的合约都是核对了又核对，每次买东西都保留小票。

　　“与物美和施恩的交涉中，感到困难重重。”在庭上描述这个漫长的交涉过程时，郭利同样落泪了。他说自己身为消费者，感到十分无奈。

　　去年3、4月间，郭利向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送检了2批小涵之前食用的施恩奶粉样品。该检验中心证实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分别为132.9mg/kg和25.5mg/kg，而国家限量是不超过1mg/kg。

　　拿着检测报告，郭利与施恩总部接触要求索赔。郭利的父母表示，施恩公司看到检测结果之后，向他提出按《新食品法》“买一赔十”的原则来赔款，郭利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女儿看病、日常营养补给、未来的健康保障以及家长的精神伤害、送检、误工等花费的成本很大，提出索赔58万元。而据“维权，状告施恩”QQ群里的家长反映，部分消费了施恩奶粉的家长接受了施恩数千元到6万元不等的赔偿，就此作罢。

　　与此同时，施恩的“假洋品牌”身份也在郭利的报料和媒体的追问中浮出水面，雅士利的名字第一次卷入了这起日后发展成疑似“钓鱼”的案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