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民间投资”何需出新政

　　3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国进民退”的敏感而又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会议透露的信号再明确不过了。用新华社通稿的话说，就是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会议特别强调，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

　　但是，实事求是而言，会议提出的鼓励民间投资的四项举措，就政策本身而言，并无多少新意。因此，不能称之为“新政”。会议提出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这些内容早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中就列举得明明白白。

　　比如，“非公36条”开宗明义强调“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而从领域来说，“非公36条”也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国防科技工业等各种领域。特别是在垄断领域，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只能参股之外，其他垄断行业甚至可以独资的方式进入。这些大胆而又令人兴奋的举措，在今天看来，的确恍若隔世。

　　不过，事实是“非公36条”问世5年来，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36条攸关非公经济发展的举措，基本处于空转的状态。“非公36条”需要配套的政策措施和文件至今尚未完成，而实施细则的出台更是遥遥无期。特别是，2005年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颠覆了之前已经达成的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共识，“做大做强”国企成了新的奋斗目标。加上外资优惠政策的双重挤压，民企的生存空间日益萎靡。截至2008年，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金融业占9.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7.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7.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6.6%。

　　在石油、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中，民间资本占比更低。特别是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电信、能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等于颠覆了“非公36条”开放垄断领域的精神。而2009年，“四万亿投资计划”更是成为民营经济“失去的一年”，大量的信贷、资源、项目，绝大部分给了国字号的企业，各地国字号“地王”崛起和一些地方通过重组整合等手段，将民营资本逐出。而就在2009年国企大举突进，民间投资萎靡不前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已经将起草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20条”)提交国务院。

　　放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非公36条”的确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这么一份闪射着改革光芒，凝聚着几代改革人共识和智慧的重要文件却成了“带着镣铐的舞者”，面对强大的体制和既得利益者铸就的“玻璃门”，让国企高歌猛进的同时，民间资本只能选择退出，这无疑从根本上推翻了30年来国企改革的基本共识，对整个国企改革的目标显然造成了颠覆性的摧毁。

　　鼓励发展非公经济，还是追求国企在所有领域的突飞猛进，这关系到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是选择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选择按照政策、关系和权力来配置资源。历史一再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在2009年，非公经济无论在效率，还是就业的贡献上，依然优于国企。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虽然高达近8000亿元，但如果分析这些利润的来源和分布，就会发现，赚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垄断企业，一般竞争领域的要么不赚钱，要么产能过剩。

　　中国要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其观主体不可想象没有非公经济。对于非公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无需出台新的政策，而应该检讨这几年来我们在非公经济政策方面为什么执行力如此不尽如人意。将“非公36条”真正贯彻落实，比出任何政策都有利于非公经济的发展。(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