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岩石：高铁加速城市化和资产价格泡沫化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金岩石

　　曾几何时，“高铁”变成了中国的网络流行语之一。高速铁路运输是铁路经济的升级版，要理解“高铁”，先要理解铁路经济及其推动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本文试图从现代市场经济的角度来重新解读高铁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

　　铁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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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最初走进我的记忆是由于两件事，其一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其二是当时的“禁书”之一——《巨人》。《巨人》是美国著名文学家德莱塞的名著“欲望”三部曲之二，“欲望”三部曲的主线是美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其中第二部曲——《巨人》描写的是美国铁路大王的暴发史。作家德莱塞以芝加哥高架铁路的建设为背景，把铁路经济时代的巧取豪夺与声色犬马描述得淋漓尽致。也许就是这本书，让我理解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博弈，并给我留下了最初的“美国梦”。《巨人》的主人公柯柏乌在《金融家》时代已经从一个普通的经纪人成为著名的金融家，在一场围绕芝加哥高架铁路50年经营权的争夺中，他试图以高杠杆的资本运作操纵铁路的建设，最后以失败告终。

　　 从《巨人》小说的故事看，当时美国铁路建设的暴利来源之一是设计，走哪条线？拐不拐弯？停不停站？背后都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可想而知，当时的铁路不仅不付“买路钱”，铁路修到哪里还能在哪里收“过路钱”，所以当年修铁路不像今天如此昂贵。在铁路是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铁路业是垄断性产业，享有预期的高额利润，所以才有后来的汽车产业，用汽车和公路网与铁路分享垄断利润。高速公路在当时或者是铁路的补充，或者要与铁路竞争，再加上后来居上的航空业，铁路的垄断利润逐渐消失，铁路从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暴利行业演化为竞争性极强的微利产业，面对着高速公路网的崛起与现代航空业的发展。

　　 就是在与公路与航空的竞争之中，铁路业酝酿着技术创新，法国率先发明了高速铁路，德国和日本也在高速铁路建设上奋起直追，在二次大战时期掠夺与开发的军事技术更直接推动了德国和日本的高铁时代。技术的创新往往同时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创新，铁路的提速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推动着人口的迁徙与城市化的进程，也改变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区位优势。可以说，早期的铁路是垄断性的单一交通网，而在高铁时代，高速铁路与公路和航空共同构建了现代交通运输的“三维”空间：主要面向普罗大众的铁路，主要面向中产阶级的汽车，主要面向商贾政要的飞机。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性”

　　在铁路—公路—航空的“三维”空间之中，全社会的流动性提高了，现代交通运输的力量就像信息通过互联网的流动性一样，提高了人口与货币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传统社会的财富是不流动的，现代社会的财富是流动的，城市的经济功能开始升级为现代社会的财富中心。

　　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典型，1968年，日本经济的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1980年，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在此期间，日本高速铁路网的建设计划基本完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铁路动脉的引领下进入了城市。1984年，日本政府宣布要把大东京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东京的股市楼市像火上浇油一样迅速飙升，吹起了两大超级泡沫。东京股市一度问鼎4万点，总市值超过美国、英国、德国三大股市之和，东京楼市更加疯狂，东京帝国大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拍出了比美国加州的房地产总值还高的价格。人口的流动与货币的流动把一个工业化的日本推向了现代化的日本，这就是高速铁路时代的经济特征，日本经济的“现代化”几乎就是城市化的代名词，而城市化则是人口的迁徙与财富的集中。

　　高铁时代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阶段，从相对经济地位的角度看，工农业的地位逐渐退居城市化之后，人口的流动与财富的集中使一国经济增长的比重日益偏重于城市，股市楼市作为现代经济的两大交易市场，又推高了金融地产的经济地位，财富总量的增长更加偏重于虚拟财富的增长。通常就是在这个转型的阶段，一国的虚拟财富的总量会超过实体财富的总量，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的趋势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现实。

　　 农业社会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所以人们会羡慕良田千顷，工业社会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劳动，所以人们说天道酬勤，现代社会的财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资本的力量改变了，于是出现了两种财富：一种是以土地和劳动为基础的实体财富，一种是以金融和地产为基础的虚拟财富。高铁时代的结果是全社会的流动性提升，从流动性的角度看，不能流动且不能交易的财富日趋贬值，可以流动且可以交易的财富日趋升值。或者说，前者以算术级数的速度在增长，而后者却在以几何级数甚至是以倍数几何的速度在增长，结果是：不仅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会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两级分化也会不断加剧，在流动性以“高铁”的速度提升之时，社会在剧烈动荡中转型，财富在急剧分化中膨胀。

　　资产泡沫化中的“新经济”

　　财富的迅速膨胀显然不是来源于实体经济，而是一种资产泡沫化的过程，因为新财富的基因组合元素被改变了，既不是土地也不是劳动，而是以货币为基础的流动性溢价。高铁时代的城市化加速，与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膨胀，二者是在同一阶段发生的，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新经济的特征。

　　资产泡沫化的新经济也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周期，农业社会的季节性周期淡化了，工业社会的生产性周期也越来越不明显，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经济的资产泡沫周期：泡沫的升腾——破灭——再升腾——再破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心也不约而同地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国民财富，转变为凯恩斯时代的宏观经济，而宏观经济的总量增长与周期波动，都离不开一个元素：货币。所以我们说，经济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货币问题。

　　新经济的流动性溢价不能脱离实体财富，更不能脱离流通货币，就像农作物离不开土地和水一样，实体如土，货币如水，一方水土一方人，也构成了新经济的财富增长之源。城市化的进程由于交通运输的变革而加速，泡沫化的资产由于货币金融的力量而膨胀，经济的周期波动有了虚实两面，虚拟财富与实体财富互为因果，相生相克。

　　从高铁时代的经济转型解读新经济的财富之谜，就能够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的许多困惑，就能够以更宽容的心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两级分化与风险积聚。富贵险中求，财富即风险；哪里有货币，哪里就有泡沫；哪里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哪里就在集聚着周期性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新经济的流动性溢价是在实体财富的基础上膨胀而来的，所以高度依赖于货币的流动性，并高度依赖于金融杠杆率的高低。

　　 亚当·斯密把国民财富的起源归结为每个人对私利的追逐，所以《国富论》就是基于人性的财富解读：人之初，性本贪，人性的贪婪是财富的起源。这个近乎残忍的解读如今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比亚当·斯密时代更加残酷。当人们在高铁时代纷纷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而拥入城市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在追逐财富之时自发地为全社会承担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