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三方面考虑确定是否加息

　　夏斌：货币政策方向并没有变。所谓方向没有变，就是保持实体经济复苏的势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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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适度宽松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货币政策已经启动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信贷控制等举措，你怎么看当前货币政策的总体基调?

　　夏斌：我想说的是，货币政策方向并没有变。所谓方向没有变，就是保持实体经济复苏的势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是危机以来一直有的提法，只是2009年是“过于宽松”了，现在回归到一种应该有的正常的适度宽松状态。

　　日报：2009年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是重要的表现。

　　夏斌：我可以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把握当前的货币政策方向。

　　中国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机制是不一样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3月，美联储资产规模增长了两倍，从8000亿美元到了2.3万亿美元，但是，到2009年4月份美国银行业贷款规模却下降了50%。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同时间基础货币增长了20%左右，但却创造了天量贷款。

　　这不仅是货币政策机制不一样，也是实体经济层面不同导致的。中国受危机冲击较小，危机是因为信心不足，当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多、政策信号刺激的时候，马上出现了这种状况。但事实的发展是过于宽松了。

　　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1993年、1994年是明显的泡沫。1993年，中国M2增长率(37.3%)减去CPI增长率(14.7%)、减去GDP增长率(14%)，这个差是8.6%;2008年，这个差是2.4%，但到了2009年上半年，这个差是21.4%。这个差衡量的是货币平减指数。用这个一对比，就可以知道去年的过于宽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高的货币增长，带来了资产价格的膨胀。

　　日报：2009年货币政策M2的目标是17%，信贷目标是7.5万亿元，这个规模可以用适度宽松形容吗?

　　夏斌：从2003年到2008年，是中国经济一轮高速增长期，这期间的平均数，M2平均增长17%，信贷平均增长15%。从这个衡量来说，2010年的政策目标对应的信贷增长率是18.7%，是相对宽松的。

　　是否加息考虑三个方面

　　日报：2月份CPI增长超出市场预期，市场的加息预期很强烈，你怎么看加息可能?

　　夏斌：是否加息，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负利率问题，如果出现实质负利率，也就是CPI超过存款利率，就要考虑加息。

　　二是要考虑预期，如果3月份CPI很高，而预期后面几个月很低，负利率的趋势就是一两个月，那就不适合加息。

　　三是要考虑中美利差水平，如果美国保持利率水平不动，中国因为加息导致热钱流入，这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日报：有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如果加息、调高贷款利率的话，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央企等因为付出的利息增多，可能会反对加息，并影响是否加息的决策。在你的观察看来，这是个问题吗?

　　夏斌：从目前来看，这不是问题。早前我国银行业曾经通过低利差扶持过国有企业，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恢复到危机前的汇率机制

　　日报：对目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怎么看?

　　夏斌：第一，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这一点不仅我们明白，美国的主流学界也明白。

　　第二，我们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方向没有变，我也认为应该尽快恢复到危机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第三，人民币升值，其实并不是美国当今的核心利益所在。对于美国来说，尤其是医改通过之后，巨额国债的发行压力，美国国内的储蓄是支撑不了如此巨额国债的发行的，客观上需要吸引全球资本进入美国。这样，美元的汇率是需要保持稳定乃至升值态势，才能起到这种吸引作用，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日报：中国高额外汇储备问题也被认为是一个对汇率问题的压力。外汇储备的投资方向问题也被广泛争论，你怎么看?

　　夏斌：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属于东亚的，东亚的资本应该使用于东亚。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加快亚洲经济金融的合作。将本地区的高储蓄率，用于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渠道上，应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可以去购买这些地区的国家债券，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反过来又通过地区贸易促进中国自己经济的发展。这是大的战略问题，是需要明确的。

　　日报：你在之前的发言中曾经提到过，中国需要增加黄金储备，但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表达了相反的意向。

　　夏斌：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已经非常清晰，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一定要走出去，成为区域货币、国际货币，这是中国经济长期战略的重要方向。

　　人民币怎样成为区域货币、国际货币、中心货币?实际上，观察历史上英镑、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中心货币的兴衰，他们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候，除了自己经济要好，都有黄金作为一定的保证。

　　目前中国黄金储备只占整体储备的极小比例，这和人民币的长远理想是不相符的。中国需要黄金等战略物资的储备，以作为人民币的战略准备。中国是大国，人民币是有理想的货币，这和一般的小国不同。

　　这是一个长期战略，见机会就要买。当然，这不意味着把外汇储备全部用来买黄金，也不意味着在价格高的时候买。这是操作问题。

　　另外，我建议开放黄金进口资格，这样可以通过民间机构进口黄金，中国央行再从国内购买，可以缓和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要关注资产价格

　　日报：关于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你怎么看，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

　　夏斌：肯定要结合资产价格。尽管全世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理论上的统一，但通过这次危机，全世界的央行都认识到必须要关注资产市场价格。

　　问题在于，怎么个调法?

　　就房地产价格来说，在中国调控地产价格本身，不仅仅是央行一个部门的政策，还有税收政策、城市规划政策、土地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等。就金融本身来说，两个重要的指标是首付、利率。我认为首付比例，这不是市场微观机构可以竞争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有很强的宏观杠杆率意义，应该有宏观政策统一起来规定，不能由各个银行自己去制定。

　　另外，要防止地产价格泡沫，要把房子变为真正的消费品市场。这就需要抑制对二套房、多套房的信贷支持。

　　我认为，很多调控政策可以从别墅等高档房屋开始。包括物业税等政策。

　　日报：还有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

　　夏斌：作为一个转轨国家，一个大国、穷国，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肯定是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过去30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成功之处实际上就是兼顾这两个方面。就业等指标是包含在经济增长之中。

　　这样的目标，意味着经济体可以容忍一定的通胀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也要防止物价过快上涨。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是转轨国家，可以通过改革来理顺机制，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因此，我们要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比如房地产价格，就可以通过改革，比如增加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减少商品房市场的需求，来起到降低价格的作用，这就是通过改革来理顺机制。

　　作者：徐以升李彬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