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4月9日晚，博鳌亚洲论坛的资本论坛正式举行，论坛的主题是“经济转型中的资本市场定位”。以下为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嘉宾演讲：
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来源：搜狐财经 唐怡民 摄)
美银美林中国区行政总裁兼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区总裁刘二飞：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属于发展初期，有点像童工似的，年龄不是很大就开始干活，得一边学习、一边发展，还得一边为经济发展发挥作用。所以不成熟的市场自然波动性比较强，投资者有的时候也不够成熟，炒股心态比较强，因为市场很多功能是缺位的，很多监管部门除了行使一般监管的职能之外还要行使其他的职能，整个市场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我想，中国的股市在同等时间内，回顾一下美国、英国、欧洲、台湾、日本的市场，同等时间之内发展时间最快的实际上也有很多不够成熟。
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不断完善
我留意中国市场不断地成熟和完善，印象最深的，美国这场经济危机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美国证监会叫停了做空机制，正在这个时候证监会推出了融资融券，我当时还没明白融资融券是什么东西，后来明白了融资融券就是买空卖空，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有这个魄力，能够在人家叫停做空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启动做空机制，说明做空机制有很多东西。最近股指期货也出现了，这也有很多的风险，证明我们国家的证券市场在不断完善。
我国的债权市市场落后于股市
我看到我们国家的股市相对于年龄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但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相对于股市是滞后的，而且滞后很多。我们的股市就是一个监管者，我们的债市不知道谁监管，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银监会对债券市场都有说法，整个监管不够协调、不够集中。同时，一个企业要发债不知道找谁批，批的程序相对，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机制也没有完成。四个部门之间万一出现协调上有问题，怎么解决的机制也不明确。我觉得债券市场的发展，从间接融资推动到直接融资是非常必要的。
有了债券市场，你看看美国和英国走过的渠道，大的企业信誉好了，就从银行毕业的，毕业以后就到债券市场上直接融资了，逼着银行不断改善服务，使好企业不要毕业，间接融资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的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会促进中国资本市场更进一步的发展，也完善了中国整个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互动，这个题目太大，因为时间有限就简单说这么几句。
现在全中国都在炒房
秦朔：最近格林斯潘写了一篇论文“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泡沫，只有在泡沫破灭以后学习一些东西，尝试修复一些东西”，您从多年的从业经验里面怎么看待泡沫的问题？
刘二飞：我没有看格林斯潘这本书，其实泡沫的存在大家都是知道的。 记得华盛顿有一餐晚饭，所有华尔街的大佬都在，说市场有泡沫，借钱不需要任何约束条件，利息又很低，这不是完全的泡沫吗？但大家没有办法捅破泡沫，大家都无能为力。
前几年A股出现泡沫的时候都很明白，我的司机问：“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我说：“做好了20%、30%。”他说：“这算什么？我一个月就赚20%、30%，旁边卖菜的师傅比我卖的多。” 香港什么时候有泡沫，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不用问，他告诉你买什么股票，这就是泡沫。
现在全中国都要炒楼，大学毕业生说我现在要买楼，卖楼可以抵我三个月、四个月的工资，那还工作干嘛？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他的弟弟想把房子卖掉，全部进入股市，现在又想把股票卖掉，进入房市。 东京房地产泡沫也是如此，当时把东京的房价全部拿去买美国，可以把美国全部买过来。还有台湾的泡沫，股市到了一万多点，现在到八千多点，已经过了二十年以后，还在这个周期徘徊。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在纽约非常好了，把工作辞了，去加州做生意，我说钱从哪里来的？他说从台湾来的，但过了几个月又全部回来了，他说台湾股票掉了我也没钱了。
中国政府治理危机的效率最高
提问：格林斯潘说：“我不是没有看到泡沫，是不是管泡沫，捅泡沫？”如果股市涨了一倍，明知道有泡沫，台湾、香港该不该管？六千点谁都知道是泡沫，但中央该不该管？大家知道中国房市是泡沫，但政府该不该管，管到什么程度？我希望听听各位的看法。
刘二飞：这个像是格林斯潘说的，因为他自己在2000年的看市场股市涨得很高的时候，他说了过分地乐观、非理性繁荣，他自己讲过，也意识到泡沫的出现，但是他认为市场有调节机制，靠着市场自我调节，泡沫就会自消自灭。但2009年的时候，他说过高地估计了市场调节能力。中国是政府主导，房市有泡沫了，贷款改进缩小。
提问：您认为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好，政府可以干预。如何知道中国政府是对还是错？
刘二飞：对中国政府有信心，目前就是现实，现在我们刺激计划多有效，美国刺激马上可以动铁锹了，还得批准。奥巴马上台说要做智能电网，要用160多个立法要改变，这也做不了。
中国说企业贷款，政府说你要贷，管你怎么样贷下去，自然项目起来了。政府主导就是效率高。 看中国救银行的时候，把不良资产全部剥离，把资金注进去，干干净净解决问题，从哪里学来的？美国。为什么美国不这么做，因为体制不完全，亨利·保尔森下午又说，我的权利不够。美国的决策思维方式很简单，有很多经济学家给他指导，但他的决策机制来回地互相约束，使他的效果极低，这就是原因，在治理危机过程中，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效率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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