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8到G20：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架构、新原则、新力量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意味着G8不再能主导全球的经济事务， G20于是应运而生。这一新的全球治理架构的诞生，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对旧有秩序和原则的重大改变。人们期待新兴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确定是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希望看到新的原则，但对新原则的内容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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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斯·格林伍德：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是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劳伦斯·格林伍德，我们这个会议开始了。就像过去一两年当中，每次来到博鳌亚洲论坛我都非常高兴，亚洲开发银行非常高兴多年来有机会在财务支持和研究工作上与博鳌亚洲论坛合作，今天要谈的问题是从G8到G20，在布什总统当年宣布2008年召集G20峰会的时候，他看到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当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G20财长会议和央行会议等类似会议机制大概有二十年历史了，像中国、印度、南非等多年来都应邀参加G20的央行财长会议，但第一次召集召开全面意义上的G20峰会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发出了非常重要的信号，也就是说在全球治理当中出现了全新的组织结构，给我们游戏规则带来什么变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参与带来什么变化？迄今为止G20峰会非常成功，帮助我们协调一致地协调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而且也促使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非常感谢在此过程中得到的支持，至少我们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以避免未来的危机。

　　虽然有这些成就，但我们想移除对于可持续复苏的障碍还是任重道远的，一方面要实现可持续复苏，另一方面避免未来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还在进行，看到货币汇率机制之间缺乏协调，贸易谈判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僵局，还有食品安全等问题，G20能不能解决？因为八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困扰，G20和八国集团一样面临各样的问题，而且要确保国内有足够的支持来建立起国际上的共识，达成相关的国际协议，争取各国国内的支持也许是治理全球问题最大的难关。在G20当中，亚洲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有六个成员国，而且G20有一半成员都是亚太地区的国家，没有亚洲的参加不可能解决任何的全球问题。比方说失衡的纠正，因为亚洲是顺差方，还有气候变化，我们期待亚洲做大幅度的减排，还有贸易问题。全世界的生产中心基本上都在亚洲，所以亚洲在这方面是举足轻重的。还有大部分穷人生活在亚洲，脱贫扶贫也发挥重要的作用，G20发挥什么作用解决全球的难题呢？今天想探讨这个话题，我们有一组非常出色的嘉宾，有央行领导、商界领袖，他们一起从多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会一一请嘉宾发言。首先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2002年起一直担任现职，也是央行任职期最长的央行行长之一，他可能是亚洲或者世界上唯一一个工程师背景出身的央行行长，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背景，他作为央行行长和实体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

　　周小川：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段会议的讨论，谈到G20我们要记住的是，一开始G20的机制是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机制，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启动的机制，因为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亚洲的经济体，所以亚洲的经济体参与到财长会议当中。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俄罗斯、阿根廷，使他们也出席到央行财长的会议当中。所以G20的初衷要讨论如何克服危机？如何实现复苏，如何推进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及金融机构的改革，实现公司治理，并进一步发展金融行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G8和G20的定义，目标是不一样的，G8解决了很多政府和安全的问题，G20从一开始就是专注于经济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市场政策等等。

　　后来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到200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倡议来提升G20的部长级会议，把升级成为一个峰会。这样能够在所谓全球治理当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G20仍然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G20也非常多的专注于如何克服金融危机，为金融危机找到解决方案，如何在各国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当中做到协调一致，首先G20的经济体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执行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以及成功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帮助全球经济走向了复苏的轨道。

　　在G20峰会的讨论当中，峰会的讨论也涉及到了退出策略。当然，要进行退出的话一定要协调一致，但这样的协调绝非易事，因为不同的国家处在经济复苏的不同阶段，本身可以围绕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就是好事，在我们看到复苏迹象之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峰会公报把很大的注意力转向了改革。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文件，首先是强有力的、可持续，更加平衡的发展文件。当然，这在整个增长的框架当中实现发展，这样的框架帮我们指明了决策人要注意的很多重要的议题，让大家携手一致，为未来的增长模式奠定基础。

　　第二个重要的文件，G20的领袖们决定，金融稳定论坛升级成为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也是吸取了各方面的专家和经验，包括金融市场代表人士的参与，FSB会成为金融市场改革、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包括对于银行业的资本要求，还有高管层的薪酬问题，反周期的问题，治理的问题，以及各行各业的一些标准。比方说保险行业的标准，FSB在推动两套不同的国际标准之间的趋同。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G20在全国经济当中已经发挥了一定的治理作用，而G20主要是专注于经济问题的，而不涉及其他领域的议题。就博鳌亚洲论坛而言，今年的主题是“绿色发展、绿色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G20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G20和UNCC之间有一定的不同意见的。也就是说在峰会之后，G20更多地在讨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如何能够为碳减排做出贡献。虽然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大家的意见有分歧，但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在G20框架之内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频繁，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就绿色发展而言，现在G20将会就减排工作的资金支持方面做出更多的讨论，来应对气候变化。总而言之，G20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危机后的标准、标准趋同、绿色发展和其他的一些议题，我们希望G20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能够进一步的发挥作用。腾讯

　　劳伦斯·格林伍德：非常感谢周行长，下面有请胡安·何塞·达布，他有多项责任，他的工作领域负责的区域包括东亚，他也主持了世界银行增加放贷，帮助一些国家渡过难关，而且胡安副行长有很多丰富的经验，他在萨尔瓦多曾经陷入经济困难的时候，当时是这个国家的财长，并且成功地把萨尔瓦多成为继中美之后经济管理最好的经验，他既有政府工作的经验，也有多边的管理经验。

　　胡安·何塞·达布：谢谢对我的介绍，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之中，我们看到由于金融危机，世界的贫困人口增加了6400万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谈G20，而且也要谈世界银行的其他一百多个成员。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蒙古总理、老挝总统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这些贫困的低收入人口对他们的关注是一个重点。确实，危机已经在恢复，但还是比较脆弱，而且在很多地方失业率高居不下，在某些国家通货膨胀也是风险。在亚太地区，这个地方正在由于中国，还有东亚占到全球复兴的1/3，虽然他们占到全球GDP的10%，今年的增长率差不多有8%左右，作为周小川行长讲到了G20的作用，我觉得G20就是在解决金融危机方面，还有在经济恢复方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觉得世界其他国家也要发挥作用，这种恢复必须是一种可持续性的，而且必须有民间企业来推动。

　　上一次G20峰会中，国家通过了重要的决定，20国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应对，比如说包含性，以及他们所做决定的效果问题，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到很多国家经济恢复的成果，而且不光要考虑我们自己，要考虑到下一代的利益，必须要有新的增长点，不能依赖美国消费者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还有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应该成为新经济驱动的力量，我们世界银行会支持这样的工作。

　　世界银行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资源支持这方面的工作，世界银行过去一年中拨出1000亿美元，主要在基础设施，提升社会竞争力，还有社会保障，帮助中小企业等等，还有对南能合作提供了框架合作协议。我想，我们正在分析这些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而且我们考虑中小企业金融，还有公用商品，能源效率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考虑，我们也应该及时关注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所以10天之后我们将世界银行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如何在世界银行内部改变代表性，更好地反映新兴国家情况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增加中国的代表性和声音，也包括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问题。所以，世界银行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继续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吸引更多的国家参加我们的过程，并且在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劳伦斯·格林伍德：我想罗伯特·霍尔迈茨是美国负责农业和能源方面的美国副国务卿，他在政府和企业工作过很长时间，他现在正在准备美国参加G8和G20峰会方面的工作。而且我以前和他一起同事过，他是非常合适讨论这个话题的美国人。

　　罗伯特·霍尔迈茨：感谢主持人，我与周小川行长一起参加会议非常高兴，这个论坛对我来说，尤其是一起讨论非常复杂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论坛。现在我想讲一点，可以说现在代表着很大的机会，就像世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一样，建立一种新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会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也是建立机构，处理新的世界问题的最佳良机，我们正在部署新的世界经济地理，与十年、二十年之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多级经济次序，有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崛起，他们从金融、贸易等其他很多角度来说，正在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些国家在很多地方，与G7国是不一样的，G7是20、30年以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现在G20里面有发达国家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议题，也有很多国内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二点，很多大国，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出过很多资本，这一点跟二、三十年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发达国家出口资本，改变了体制的性质。第二点，跟美国的作用是有关系的，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现在还是，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我们的领导力。在领导他们的同时必须倾听别人，我们不光要注意、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也要关注、理解新兴经济体的优先和联合，用一种合作的方式一起配合合作，用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创造出共赢的局面，以确保其他国家为这个系统的成功做出他们的贡献。因为未来全球的体制不光是对美国、对欧洲或日本，同时也会对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经济繁荣是关键的因素。所以，其他国家发挥他们的领导力，不光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本身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讲到在G20应该做什么的框架下，我觉得G20应对金融危机做得非常好，周小川行长讲得非常清晰，他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现在正在着重解决经济恢复的问题，重要通过金融稳定局采取活动。我们现在怎么继续？需要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比如说环境方面、金融方面都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敦促那些国家取消对有关矿物燃料补贴，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环保带来的挑战。在其他领域需要采取措施，不能把竞争看作是你死我活的游戏，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二十世纪、三十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采取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的，在贸易方面、金融方面，在政府的采购方面都不能采取自我为主的保护主义的做法，我们必须是进行一体化的市场整合，一体化供应链的方式。比如说在北京、以色列、硅谷，我们必须以统一的方式做研发，也就是说财政、市场、研发的一体化，我想这是世界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减少，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政府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认为在G20的框架之下，我们要意识到政府的作用在增加的现实，而且必须加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在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是否是一种新的世界现象，还是一种以前出现过的现象？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世界经济的架构，出现了新的经济地理，我们有新的机构出现，像G20、金融稳定局等机构出现，我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也要进行改革，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和声音，这些新兴的国家还有传统的大国和新兴的经济都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来确保全球的经济体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否则不光会影响全球经济，同时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稳定、繁荣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谢谢。

　　劳伦斯·格林伍德：请印度工商会的会长拉贾·巴菲·米塔尔，这个协会从销售、电信、农业方面都非常活跃，他非常忙于管理自己的企业，同时他在工商联合也非常活跃，在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非常活跃。

　　拉贾·巴菲·米塔尔：谢谢，我觉得刚才几位同事已经讲得非常好，我们从G8过渡到G20，作为一个企业公民，我跟高层、官员坐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金融飓风打击了世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去都在讲自由经济，自由贸易，过去我们非常关注的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稳健程度，我们看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保证自身的利益。另外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亚洲国家——中国走在前面，印度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因为我们要解放思想，亚洲国家的成就得到全球的认可，在未来要想从G8时代过渡到G20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朝前走？全世界都在慢慢走向经济复苏，许多国家已经把目光关注到亚洲，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复苏，尤其是印度GDP增长也会慢慢复苏。中国当然了，在过去几十年发展非常迅猛，未来依然这样。我们在看局势的时候，不仅要看发达国家为整个世界做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什么情况，同样也要关注一下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早年创建的多边机构当中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代表、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们看到G20峰会论坛是非常重要的平台，成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看看在全球事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问题都在国际化平台上通过探讨来解决，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像G20和世界贸易组织都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要关注自己本国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重新坐在一起，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起讨论，我们知道WTO谈判的成功，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要探讨农业问题，非关税壁垒的问题，要找到解决办法解决这些国际性的问题。今天上午都在探讨建立起国际性的基金组织，我们讲环保问题，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等，我觉得发达国家应该认识到，在这种平台上发言的时候，发达国家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体制不断地变化，像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也同样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到最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我们这样的企业是走出国门到非洲、中东、拉美在做大幅度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印度企业还会走出国门，到海外收购企业，这也是非常独特的。现在我们印度在外国投资总额大于英国企业在印度FDI的投资，整个投资模式、投资趋势发生转变。我们跟海外的企业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我自己认为印度应该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在安理会里面有一席席位。

　  劳伦斯·格林伍德：下面邀请法兰西银行副行长皮埃尔·兰度发言，他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有很广泛的经验，他在MF、世行等多边机构有着非常丰富的多年工作经验，而且他自己是亲自参与了G8和G20的发展历程。

　　皮埃尔·兰度：谢谢，我非常荣幸跟在座嘉宾坐在一起，尤其是周小川行长，因为我们都是央行领域的同事，我觉得很少能够像周行长这样拥有工程师的背景，只有欧洲央行的行长有这样的背景，我自己没有。我觉得谈到G20话题的时候，首先我要讲这是非常成功的组织，就像刚才周行长讲的一样，他在应对金融危机，在建立全球的信心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不断地发展、扩大G20的作用，能够在全球事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第二个成功之处，我们发展金融监管的改革，就像周行长讲的，我们创立了金融稳定局，发达国家都派代表参与了金融稳定局的工作，我个人非常惊讶地发现，有时候要一起合作，有时候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方法、统一的语言，大家能够达成共识、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展望未来，我觉得未来有巨大的挑战等待着我们，明年由法国主办G20峰会，我们会密切准备峰会，就跟过去两年一样，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慢慢地走出金融危机在实现复苏，在全球资本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性，所以现在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长期的问题，我们要试图了解一下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实现G20国家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有一些长期的问题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我就讲两点。

　　首先是全球需求在未来十年如何促进、如何刺激全球需求？我可能讲得过于简单了，在过去十年里发生的重大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东方国家就是在生产，西方国家就是在消费，这样的趋势、模式在过去是一直持续的，因为西方这些发达国家不可能持续不断地像过去那样，拥有那么强劲的需求，有时候是由于价格飙升所导致的，而且在未来我们会出现严重的财政紧缩，因此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出现大幅度的缺口，一旦出现消费缺口，这个缺口怎么填补？对于全球和各个国家都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周行长讲了，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在我们国家，消费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衡量指标，周行长也讲了，现在中国更多地是重视储蓄，注重节俭资源等等，我们要想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解决办法协调在一起，这样可以在全球经济体制当中获取到新的平衡。我们看到中国、印度等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发展得非常好，他们实现了5%-10%的GDP增长，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未来全球消费需求来自于哪些国家和地区？这是G20峰会上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不仅仅是探讨微观问题和决策问题等等。

　　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发展。不同国家都处在不同的发展程度、发展阶段，我们应该直面这些不同的发展问题。危机爆发之后的后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拍胸脯说，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是最稳健的，我是最有信心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摆在桌面上探讨，我们是相互依赖的。就像世行的领导讲的，我们应该密切合作，携手起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往后看，要往前走找到一个办法携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G20峰会上应该讨论的问题，我非常期待在G20峰会上探讨这些挑战，而且和世界各国的代表从全球角度谈这个问题，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劳伦斯·格林伍德：最后一位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格里·格林斯通先生，他自己有非常独特的角度跟我们分享。

　　格里·格林斯通：我觉得任何一场讨论当中任何一个人发言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可以吸取借鉴刚才发言人精彩的观点。刚才我们应该认识到G20集团的形成首先是发源于一场危机，大家经常会忘记一点，就是危机的严重程度。在当时危机的时候，六个月当中国家贸易总额下跌了40%，导致全球好几十万失业人口。举办的伦敦峰会，大家认为会出现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伦敦峰会之后各国政府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也是全球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重要前提。我们要保证未来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不会由于微观的实体经济而出现危机，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防止危机再次发生。我觉得未来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要了解中国、印度、韩国、印尼，他们都有代表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能够跟全世界的发展协调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危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考虑未来几年如何保持协调一致解决问题的态势。我觉得如果我说其实是亚洲推进了危机也是不为过的，现在亚洲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了信贷。现在美国的消费者当时变得过于强大，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不应该让美国消费者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消费者，当时美国没有实施审慎监管，英国等西方国家也是一样，他们监管不利导致有些企业的做法太过火了。我自己作为全球一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我自己对于政府机构、监管机构的失败，我是非常愤怒的，他们的失败导致各国经济体出现了几十亿、几百亿的损失，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全世界都是相互依赖的，中国、印度等国家要关注过度消费的问题，如果亚洲国家容许西方国家过度消费，他亚洲国家也要保证措施，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监管不利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我如何看待G20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他们应该直接发挥话语权，增加透明度，不断改善风险管理的文化。我记得去年在伦敦跟王岐山副总理吃午餐的时候，他跟我的分享，最大的教训之一，他学到风险管理，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官员跟伦敦当地的银行家讲到风险管理问题，显然我们必须要提高金融风险，很多国家大刀阔斧增加金融监管，但各国的努力必须协调一致，在一致的顺序加以推进，不能让各国不顾于他国的协调，自行其事。G20不应该是空谈的场所，应该有更多的组织机制，使之发挥作用。

　　无论对于国家机构和跨国机构、多边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对于他们的成员国都发挥重要的影响，我们希望G20也有类似的发展。而对于为了预防下一场金融危机，我们这些组织架构要有充足的资源和人力的配置预防下一场危机，从博鳌亚洲论坛到G20，我们要让这些经济体贡献于全球化，把风险管理植入到体系当中，能够从上一场金融危机当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可以预防下一场危机的余生。如果我们这个周末的讨论起到这样的会议作用，我们也不虚此行了。

　　劳伦斯·格林伍德：现在开始开放提问，我是主持人用一下特权，我问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两位来自于亚洲的访谈嘉宾，在这组嘉宾里面我们听到多个发言人刚才提到了，希望亚洲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刚才听到了罗伯特·霍尔迈茨副国务卿说，美国欢迎中印发挥这样的作用。中国不太愿意担当全球领导的责任，包括邓小平就此的说法，集中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个政策非常明智。但世界进步到一体化了，今天的世界和邓小平时代的世界不一样了，中国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当中的作用太大了，中国是否准备担当世界领导的角色，如果愿意的话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对印度也有同样的问题，印度公司开始进行海外投资了，是不是印度政府在世界当中发挥的作用也有相应的反应，印度是不是更愿意在海外事务当中发挥其效应，帮助印度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并且促进更加优越的国际投资环境的形成？先请周行长回答。

　　周小川：这对我来说绝不是简单地问题，我觉得这是更富有政治性的问题，当然我从经济领域回答了。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层、中国的政府领导邓小平先生的说法仍然是我们政府、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其实邓小平的说法主要是保持低调，韬光养晦，不要太高调。中国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这一点也会发生变化，但我们政策的延续性会保持下去，这个变化也是一个渐进的变化。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响亮，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还会坚持，尊重由多国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国际秩序，我们会继续注意倾听其他国家的关切。有时候只要有可能，中国都希望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发言，只要有这样的可能。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应对这些变化。现在是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倾听中国发出的声音，这既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注意，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因为这与世界密切相关。

　　劳伦斯·格林伍德：也就是说中国会更加高调一些而美国相对低调一些，是吗？

　　拉贾·巴菲·米塔尔：印度获得独立一样，经济独立也实现了，从1947年以来，政府、国家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低调的，显而易见是政府希望我们走出去，走向海外发展。而且我们有很大的青年人的人群，到2020年这个人群会变得更大。所以青年人带来的消费市场也是举足轻重的。印度的私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司，就像TATA集团收购捷豹和陆虎，政府没有直接干预，但为企业提供了帮助，这是一件好事。印度政府会改变他们在世贸组织，特别在投资当中形成的立场吗？我代表印度工商联合会回答，印度政府非常注重产业界的意见和观点，这是奉献和索取的双向关系，要实现双赢。所以印度政府非常注重反映产业界的观点和想法。

　　提问：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的提问机会，我来自于西澳大利亚大学，我想对各位充满智慧的访谈嘉宾表示敬意。我们从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再到二十国集团，我们可以在危机的时候让各国团结在一起，和世界银行和国家贸易组织之间是什么样的协调关系？G20如何防范下一次危机的发生，下一次危机发生的时候怎么做，谁来牵头，有多少资金？比方说法国、美国、拉美、中国、印度有一个什么样的资金支持上的分配。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化的安排来实现二十个国家和另外164个国家之间的协作。会以什么样的制度架构来推进，有什么样的规则？

　　罗伯特·霍尔迈茨：这是很有意思的回答，不需要等到下一次危机爆发再证明G20的有效性。其实G20的作用是这些国家占到世界GDP的80%，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忽视占有世界GDP20%的其他164个国家。G20发挥的作用，希望在各国做出决定，比方说国家领导可以给他们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发出指示，而这些财长和央行行长又会参加其他很多协商机制，他们可以告诉世行、WTO，虽然他们不能直接指挥这几个机构，但他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发挥领导的作用。而且可以在这几个重要的多边机构当中和非G20成员的领导就贸易自由化，就改进金融体系，以及世界银行IMF的代表性平衡、投票权平衡之间进行更多的协商，所以G20和其他几个机构组织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我们也要预防下一次危机，避免下一次危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可以做，提升全球治理，不要等到下一次危机爆发再做这些事情，再做这些改进。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发展，世界上有很多贫困国家，贫困人口，日收入不到2美元，我们都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一旦在G20里面有推动力解决发展问题，并把推动力放在现有的组织结构的框架当中，不仅在G20框架当中，可以动员其他很多国家解决发展问题。

　　我不想让人觉得美国会变得更低调，美国应该发挥更强的领导力，但我们必须要更加注意倾听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观点，我们希望在亚洲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更生机勃勃的作用。因为亚洲的繁荣、增长、稳定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博鳌亚洲论坛我们也能够听到其他国家的声音，其他国家的想法，这些意见对于美国的领导层来说都是具有非常宝贵的意义。

　　提问：我来自于金融时报，我想谈谈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周行长是不是要实现人民币的升值，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什么样的调整幅度是合理的，什么时候会做这样的调整？想问一下罗伯特·霍尔迈茨，你们对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上的期待是什么？

　　周小川：对不起，这并不是一个讨论汇率的场所，今天的主题是G20，是较强有利的可持续的增长，这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在这样的框架当中与G20有关的有几个重要的政策上的关切和实现平衡的增长。比方说结构性的政策、改革以及各方面能够带来结构性变化的激励机制，带来一个更加平衡的增长格局。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的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贫困差距，还有一些国家需要降低储蓄率，另外一些国家需要提高储蓄率，这是我们在实现全球经济平衡方面的重要政策问题。所以对于今天会议的主题，因为谈的是G20，所以我还是想重申一下，G20公报当中谈到的，匹兹堡公报当中谈到的发展框架。

　　罗伯特·霍尔迈茨：我非常赞同周行长的观点，不适合在这里谈，因为将来中美两国会有很多专门的对话，以及和中国等其他国家之间有谈话谈到经济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场所当中谈到你提出的问题。

　　提问：路透社。本次会议谈的是G20，肯定是与货币有关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中国的人民币能否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否有“亚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皮埃尔·兰度：周行长也许有观点，我想这个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站在货币角度来说世界变得多级，这个过程我们需要高度的关注。我想这涉及到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在国内、国外，用更高效来配置我们的货币资源，比如说海外投资的重要性必须要进一步加强，世界、亚洲的货币机制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肯定会出现与现在的机制不一样的机制，而且也希望更多地国家参加这样的过程，为世界经济创新做出贡献，这是需要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我相信这将成为G20峰会的重点，也是法国总统的一个议题，需要我们之间进行紧密合作和讨论。

　　周小川：我想G20在危机的时候主要是关注短期的行为和解决方案，以此应对危机。用短期的方式解决金融体制的改革，但是我也意识到，二十国的领导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很多年国际货币基金会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最近根据我的了解，他们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也会在适当场合参加，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不可能短期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提问：您好，我来自PS的代表，我用中文提问。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我看来G8也好，G20也好，都是财大气粗国家展示领导力的舞台，我非常同意刚才罗伯特提到的，其实世界上还有发展，很多国家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希望众多国家发挥影响力。刚才习副主席提到了亚洲还有1/4的贫困人口，今天有亚洲银行、世界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领导在，在亚洲两位主要的发展机构领导人，你们如何评价中国在两个重要的发展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周小川行长，中国未来通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促进中国与亚洲自身的数千万贫困人口的发展当中有什么样的设想？

　　胡安·何塞·达布：讲到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晚些时候我们会建立世界银行与中国建立关系三十周年，一开始的时候世界银行向中国巨大地帮助，帮助中国的发展，今天早上财政部副行长讲的一样，他们非常赞赏世界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已经是开发的合作伙伴，中国会继续成为我们支持的国家之一。当然，我们也把中国的先进支持和做法、先进经验复制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中国曾经是学生，但现在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老师，中国还有很多的挑战。因此，我们将帮助政府来应对发展方向的许多挑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非洲。我们开始在非洲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来帮助发展中非洲国家开发他们的资源，还有其他的例子，就是双方之间在发展方面进行合作，比如说印度也是一个例子，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印度有一个项目使一百多万的农民受益，也在其他国家复制这样的项目。我觉得可以南方国家有很多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劳伦斯·格林伍德：亚洲开发银行也是这样的情况，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股东，中国在发展方面也是楷模。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做法，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东帝汶领导也讲到这些问题，怎么利用中国先进经验的问题。还有一些例子，沼气，生物制能源在农村地区的应用等等，还有直接加大中国海外发展援助的项目方面，因为在亚洲、非洲，中国是很大的捐助国，在这些领域我们将继续扩大与中国合作的力度。

　　周小川：我觉得发展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优先，但是中央银行在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非直接的角色。中国央行首先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也就是说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信贷的过度扩张，所以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来促进发展，为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

　　第二个央行的角色，就是我们在中国也负责，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金融机构的稳定，我想这也是非直接的角色。金融市场的活动把储蓄变成生产和工作以及服务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主要的渠道之一。

　　第三个重要的作用，是中央银行与其他货币机构合作，关注、预防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一旦这个市场出现问题，就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作用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我想这是央行应该扮演的角色。

　　劳伦斯·格林伍德：时间要到了，因为午餐就要开始了。我必须要宣布我们会议结束，我不想做一个总结，但显而易见的是，希望G20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欧洲、美国的同事不光是欢迎，也是鼓励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扮演更大的角色，所以我想我们肯定会取得成功。请大家和我一起感谢各位嘉宾分享他们的观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