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博鳌亚洲论坛实录：亚洲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危机暴露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弱点。环境与资源的压力，意味着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亚洲经济的转型已势在必行，尽管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而艰苦的。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大的方向是什么？有哪些新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如何实现向新模式的平稳有序过渡？政府需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企业又如何调整自身的战略？

　　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

　　讨论嘉宾：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席张晓强

　　三星电子首席执行官李润雨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N. Chandra

　　日本《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萧代基

　　 芮成钢：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上午好！我们这场论坛即将开始，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一个媒体人，我对这场论坛特别期待，现场如果坐着媒体的朋友，大家可以预想到我们这场论坛出现特别值得在平面媒体、网络媒体传播再传播的精彩论段，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亚洲发展新模式。

　　今天这场讨论首先请每一位发言人就他们所代表的区域以及他们全球眼光给我们3-5分钟开篇发言，然后我们再开始讨论。我会尽可能让这场论坛变得更加互动，在座各位有问题待会儿可以举手提问，也可以写好条子给我。首先我们有请阿齐兹总理给我们做一个演讲，大家如果了解阿齐兹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亚洲政治家，曾经参与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经济事件进程。首先请阿齐兹总理给我们讲讲他言重的亚洲发展新模式。

　　阿齐兹：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非常高兴能来到博鳌。我直接谈今天这一节的主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绿色发展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环境来减少贫困、改善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更幸福。

　　首先我要讲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遵循的任何发展模式都是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改革和改善。巴基斯坦政府也正在不断改革我们国家的管理模式，比如说权力下方、放宽监管、对市场进行改革，特别是监管方面的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增长的一个模式，在中国国有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力可以释放就是它的民营经济可以在未来发挥出更加重要的潜力和作用。中小型企业包括个体的经济他们的潜力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对于任何的国家来说想要释放它的经济潜力，中小型企业、民营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作为政府在放宽市场，监管放宽的过程当中，经济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会得到锻炼，因为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在监管放宽的环境下知道怎么样更好地管理经济。作为政府来说必须要在经济出现问题之前就预测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目前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渡过金融危机，给我们非常深痛的教训，因为市场超前我们决策者，这就会带来很大问题。亚洲影响相对比较弱，可能我们监管环境更好、我们监管更加有效。

　　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如果大家都相信市场监管的放开以及经济的民营化进一步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方向，我们同时也应该加强有效的监管。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文章都在讨论同样一个问题，我们非常明确发展的方向，但是怎么样具体去做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很多都是做OEM，但是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做ODM，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世界工厂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样实现下一步的发展，通过我们的研发、更多的增值的服务，使我们在整个世界价值链当中往高端方向发展。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世界工厂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这是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以前亚洲很多国家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依赖程度比较多。这个当然是比较好的，对于亚洲国家推动本地发展、创业就业机会非常重要。但是光做到一点不够，我们要从经济危机当中吸取经验教训，如果看周围，看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的话，我们一些国家所吸取的教训其实适用于其他国家。比如说贪婪、傲慢，这样的一些情绪怎么样对它们进行管理、怎么样对它们进行调控，不仅仅局限于美洲或者欧洲的国家，我们要充分的意识到我们是不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是不是别人都在做，我们就应该去做。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谨慎，是不是别人做的事情一定就是对的，或者发达国家做的一定就是对的。我个人观点，在我们看这次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吸取这些教训。

　　亚洲毕竟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因为我们银行业更加谨慎、我们经济结构不太一样，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我们受影响程度相对比较小，正因为如此我们亚洲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发展一个更加绿色、更加清洁的经济，能够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建立起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也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希望发展的模式不要遏制或者减缓我们的发展势头，大家当然都希望增长、都希望经济能够发展，但是我们需要更加充满智慧、更加明智的去使用我们的能源、资源，目前各个国家发展水平还不一样当然我们需要可持续发展，当然我们希望绿色、我们希望能源效率、我们希望能够使得我们有更加好的环境，但是我们需要去兼顾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同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的问题。

　　另外还用一点，我们必须要开发人力资源。我个人不是什么博士，但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去变成博士，作为人来说要有一定的技能，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劳动力技能不断提高，我们培训更多的工程师、更多的技工，更多的科学家也是一样，慢慢的我们的国家的实力就会逐步的强大，我们如果说不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受到贫困的困扰，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经济增长所增长所取得的实际的成果在整个人群当中进行分享，而怎么样分享，教育是最重要的，永远教育才是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要让这些人民获得他们应该享有的生活的话，我们要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让他们未来更加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他们机会，要给他们应该获得的机会来增长。人的发展，技能的培训这些对于经济发展以及国家长期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回到我们讨论的亚洲增长模式和这次会议的主题，我们毫无疑问的明确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现在的增长是很令人满意的，特别是中国已经积累了巨大的之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平台基础上，中国应该能够有更加大的发展。作为投资者，作为接受投资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增长对于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得更好，谢谢！

　　芮成钢：非常感谢阿齐兹总理给我们的演讲。张主任，请允许我邀请您对刚才阿齐兹总理提到的一些观点做一个回应，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比如阿齐兹总理上来就说民营经济或者用他的话来说私有部门扮演的角色应该越来越重要，政府应该开放更多领域，给他们更少的限制和监管，但是我们确实中国的媒体，前一段时间讨论比较多的，在一些局部的行业或者领域还有国进民退的现象，我们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当中有一种说法觉得大多数流动性等等都去了国有企业，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支持、开放、准入各方面还不够，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认同。

　　张晓强：我对阿齐兹先生所讲到的几个主要观点都是赞同的。在经济的发展中，民营经济有很大的活力，应该为它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其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高度的重视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而这种教育不能简简单单只是看中精英教育，同时一定要更好地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使广大低收入者能够提高他们收入，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才有可能扩大内需和转变发展模式。就亚洲发展模式的再思考而言，我想全亚洲很大可能不存在一个整个亚洲都一致的发展模式，但是就占人口全亚洲60%、经济总量全亚洲90%的东亚地区而言，在发展模式上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口导向。

　　2008年东亚地区商品出口额奖金4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5%，而东亚的GDP只占全球总量的20%，像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达到360%，马来西亚220%，韩国92%，中国也达到近60%。而且东亚很多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应该说除了像日本、韩国一些少数国家，很多东亚经济体都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显然是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特别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更暴露了本地区既有发展模式一些弊端，促使我们来思考如何转变既有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就中国而言，应该说也是在高度关注或者说在推进转变发展方式，2009年中国的GDP大约是4.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8%，但是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居世界首位。所以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方面的要点包括要从过渡的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转为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要从过度的消耗资源能源而且破坏环境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条件，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潜力在市场化方面最大，城镇化加速、产业化结构调整加快，更加注重教育、科技发展，民众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这些确实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比如，去年中国采取了降低轿车购置税的措施，当年中国汽车销售1360万辆，增长46%；再比如，去年中国受理发明专利达到31万件，其中国内单位申请的已经占到73%。去年国内的发明专利授权达到6.5万件，比上年增长40%。

　　前不久中国武汉到广州高速客运运行时速达到350公里投入运营，也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的水平。坦率讲，中国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结构有很多挑战，比如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有一些工业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大，农业基础不稳固。实现转变必须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包括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能源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来解决现在的科研和经济脱节的问题，使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成为一个主体。当然中国也要加快向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做出努力，促进贸易平衡，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实现和各国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应该说中国也非常注重致力于和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我想在今后转变发展模式过程中，中国也是要和亚洲各国大家共同努力，包括我们共同来探讨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新的增长点，转变国内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包括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来推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当然也包括我们区域内国家应该加强在包括金融稳定各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促进整个区域共同繁荣，谢谢大家！

　　芮成钢：谢谢张晓强副主任，接下来有请三星电子的李润雨先生发言。

　　李润雨：我们认为在未来要关注能源的节能增效，不仅帮助环境改善，也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我们认为要实现对现有产业绿色转变，这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趋势，对我们所有经济来讲都非常重要。所谓的绿色转型这种新的认知范式已经得到世界范围广泛接受，中国和韩国也毫不例外。最近在3月份中国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声明并表示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他也说中国将努力发展低碳经济。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理事会也宣布今天中国确实已经成为绿色转型当中的领袖。在2009年的时候绿色能源已经进入到中国能源结构当中，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它会替代制革电力发电的8%，2020年得以实现。现在只有4%。中国2009年对能源的投资是最多的。腾*讯

　　世界范围内这个行业的投资中国占了21%，韩国政府也是在这个方面非常积极，2002年8月李明博总统就宣布韩国要实现绿色低碳经济，进而实现在这方面领导地位。我们因此就制定了我们全国绿色发展的五年计划，列出一些主要指标，韩国政府将GDP的2%投资到绿色产业，这个是到2013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30%，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也预期会达到整个能源结构的11.5%。现在只有2.7%。我们这个目标大概2030年实现。我们战略增长引擎包括太阳能、燃料电池、智能电网、碳捕获和存储等等，我们已经进行了明确计划制定。从今年我们将实施我们新的绿色增长的法案，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度上对这些计划进行了保证。

　　对企业来讲这意味着什么呢？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环境危机既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遇。三星电子决心要积极地创造机会，我们一直在积极推动绿色转型，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下一代新的增长引擎所在。我们宣布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五年计划，我们是09年宣布了这个计划，到2013年实现。我们制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这个计划会把我们整个产品线转变为环保的产品线，比如LED电视、手机以及我们的芯片等等产品都会转向环保的产品，而且我们也是将在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智能电网方面进行产品开发以及研发工作。

　　绿色转型以及低碳的绿色增长已经被确定一个新的转变，它也会成为我们新的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们要把原来的依靠化学能源的消耗为主的模式改变过来，我们认为亚洲的经济必须是要在碳之后的这个时代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发挥重要的作用。让我们亚洲国家一起努力来改变亚洲的经济。腾/讯

　　芮成钢：谢谢李润雨先生。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人都在讲是不是中国也在经历日本同样的经历，尤其我们讲到中国、印度的时候，我们也是喜欢比较两国的竞争力，大家常说一句话，中国会未富先老，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日本的出租车平均年龄会70岁，日本饭店里的女服务生平均年龄会达到60岁，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当然我要借助您的真知灼见，您认为应该怎么处理老龄化这个问题？

　　船桥洋一：非常感谢，现在日本农民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5岁。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首先讲一下新的增长战略这个话题。尤其是日本现在政府所遵循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有一个新的政府，新一届政府要努力为日本明确它的发展战略。他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仍然用原来模式是不会奏效，至少是不再会发挥作用。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绿色增长也都是一些主要的目标。我们的政府也是如此，他们树立了非常雄心勃勃的一些指标和目标，要大量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到2020年和1990年相比把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5%，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目标。因为日本其实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效最高的国家之一。

　　本届政府可以说是非常大胆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把它叫做我们未来挑战，这可能是会对日本的战略发生最大的改变。如果能够实施这样的计划，确实是很不容易，其中有一系列的计划和项目，我在这里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项目叫做十个绿色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发展基础设施不仅设在日本，而且设在整个亚太地区，它都是我们获得可持续未来长期增长的一个基础，因此我们政府就认为日本在这方面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比如说核电站、回收以及水的纯净化和去盐碱化，比如核电站方面，东芝、日立、三菱重工都已经成为这方面全球重量级的企业，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讲到回收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日本是唯一一个有法律规定的就是你必须按照法律对电器进行回收，而且我们也制定了非常精细的电器回收法律法规。在水的净化、去盐化这方面，日本也有高端技术。但是在这方面日本没有积极开拓全球市场。现在日本有一些公司正在和其他国家，比如跟沙特建立战略联盟，扩展比较迅速。日本政府重新发现了政府的角色和位置，在过去几年当中政府的角色可以说是被大家广为垢病甚至被妖魔化，这一届政府正在重新给自己定位，我们有一个PPP战略，就是公有部门、私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日本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人口不断萎缩，因此保证这块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说是日本长期经济停滞一个最根本原因，而且限制了日本增长，但是同时它也迫使日本能够积极探求一些新的技术以便能够面对由于老龄化巨大的人口转变带来的挑战，不管是看护方面的技术还是医疗保健方面新的想法以及医药方面，这都是日本特别努力要探索的产业。

　　在这些领域当中也是会有最多的就业机会，因为这常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三方面就是安全和安保，因为日本恐怕是在安全和安保方面有着最严格的规定的国家，不管食品安全还是核安全，都是如此。日本政府希望这会大大有助于日本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经济社会保障网，而且也会帮助亚洲的经济体这样做，从而打下一个基础，可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领域都是日本的新政府特别注意发展的领域。这些我们都叫做解决方案产业。目标不仅仅是扩大市场份额，不仅仅从量化上扩大市场份额或者出口一些商品，它能够在全球这个层面上解决我们大家共有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环境问题、健康问题、老龄化问题以及安全和安保的问题。80年前美国人曾经说过美国的企业是社会重点企业，日本是说我们的企业是解决问题的企业。谢谢！

　　芮成钢：下面我们邀请陈哲先生给我们分享经验。最近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政府所指导，是自上而下，也就是中国政府以效率闻名，我们可以一夜之间可以把事情办成，但是在印度正好相反。新闻周刊写到印度政府就是在睡大觉，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经济会增长，也就是说如果印度政府不睡觉的话，印度经济就没法发展了。这确实显示出印度是自下而上发展模式，是靠企业家智慧和努力才推动了发展，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陈哲：我非常高兴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首先讲几句。我们现在所处时代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在探讨一个增长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看一下未来几年增量的增长到底来自何方，可以说30%增长肯定来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主要是靠中国、印度的增长。如果我们分解一下各个行业的话，也会看到绿色产业的重要。印度和中国是因特网、手机方面用户增长方面超过了美国，可以说在未来十年当中印度和中国都是重要的增长引擎，而且印度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因此新的增长肯定来自发展中国家。

　　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服务行业有一些创新。发展中国家大家常说这个方面是很难赚钱的。美国用户所创造的收入是要挣够多的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创新。我们每个人要重新思考如何开发产品以及服务，来抓住发展。如果用西方国家同样的产品、服务是不行的。我们有大量的农村银行，我们要把大量人口比如说五亿的人口包括进来的话，是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对于像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所用的IT解决方案，和我们自己新的技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些城市银行当中所用到的技术可能是更加低成本的技术。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来看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并不见得只是亚洲市场，包括有亚洲地区、包括有欧美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通过产品设计、服务设计、业务模式设计来，让我们做到绿色经济发展，降低排放。这样可以说是一个更加正确的方向。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可持续发展。

　　再回到您刚才提出的问题。这不是印度模式对还是中国模式对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产业、不同的瓶颈、不同的制度，印度在过去十年当中也一直在强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增长率，也希望至少未来10-20年有更好的增长甚至更长时间取得更大增长。印度政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包括我们的监管机构，还有包括整个金融机构，尽管他们比较保守，但是还是起到很大作用。在我们自己这个行业当中，从政府政策当中也受益很多。政府没有干预。政府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包括对于一些行业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因此去推动很多行业的发展。

　　还有一点，我们非常重视教育，2.2亿儿童都是去私立学校。具体说到IT行业，我们每一年工程系学生有30万人，好像也比美国的数字要高。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政府是开放了教育行业，让私营行业也能够参与到教育产业当中，在过去十年出现了很多能够培养工程师和技术人才的学校，从而也使得IT行业得到更大发展，这又回到阿齐兹先生所讲人才培养一定是我们的关注点。我想在印度，政府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的话，政府也需要有更多的以政府为推动的对医疗保健、教育的投资项目。谢谢！

　　萧代基：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很多人智者一起来讨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很短的时间内谈几点看法，第一，我们经济的危机是一个双重危机，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危机，也是能源危机，我们大会主题是绿色复苏或者很多的绿色的成长，绿色新政这些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未来的话，或者过去造成这个危机的原因是能源的需求的成长非常快速，但是能源供给是没有办法成长，所以造成了石油价格高涨，造成经济的危机。

　　现在除了能源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自然资源，还有粮食、气候变迁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未来的经济的成长有很大的风险。205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半的人口是被抚养的人口，可以工作的人口里面有一半是大于45岁，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口的数目是逐渐在降低，我们海岸的都市都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气候非常大的变迁，可能很热，也可能非常大的豪雨是现在两、三倍降下来。我们还是要准备着最差情况，不能够说预期不会出现。我们现在谈到我们未来的经济，我们现在的各种政策应该如何，应该把这个纳入考量。我希望在谈问题的时候把时间拉的更长久一点，2050年。

　　我刚才讲的那个情况是台湾的情况，中国大陆也可能是这样，日本也可能是这样。亚洲这个区域我们都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我们现在谈到绿色的复苏，在过去的一年为了经济的危机，几乎每个国家都用大量国债，政府借钱跟后代借钱去投资来刺激经济，希望赶快复苏。可是在里面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能源问题、一个环境问题，很大部分是用在能源、环境或者绿色、经济有关的投资，所以叫做绿色新政或者绿色成长、绿色复苏。这都是非常正确方向。可是这里面有两个危险的地方，第一，大部分国家都是去借钱投资。而且借了非常多的钱，为了赶快复苏。借的钱最后都是要还的，如果还不了怎么办？我们当然希望赶快复苏，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债都还掉，后代的子孙就不会有这个负担。可是还是很多的国家一直借下去，永远都还不了，就像日本一样，现在国债已经达到GDP的200%。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

　　绿色复苏除了投资之外，政府用非常多策略，用补贴的方法去发展绿色的能源，比如风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补贴方式产生出来的绿色、节约的以及各种新的产品，很可能并不是真的绿色，并不是真的节能，它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在补贴之下可以赚钱就发展出来了。可是它实际上是耗能的，这有很多例子，比如美国一直投资下去的生植能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可是一直在做。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点，借债的风险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价格不要弄错了。

　　最后一点，我要呼应一下张晓强主任所讲，我们亚洲地区未来这个区域贸易会非常旺盛，因为运输所需能源比较少。另外这个区域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高储蓄率。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体才会比较可以持续。以前主要是靠美国的这种消费来带动全世界的经济的成长，因为美国里头能源价格非常低，储蓄率非常低，所以就造成了现在是没有办法持续发展的状况。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是一个持续的发展，可是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而不是为了短期。我先讲到这里，谢谢。！

　　[芮成钢：谢谢萧代基博士。刚才台上六位发言人已经把亚洲发展战略说得非常清楚。大家有很多交际、很多判断和认识。接下来把具体问题抛给台上嘉宾。第一个问题请问阿齐兹总理，刚才您也听到了张晓强主任非常具体的一个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路径的框架描述，作为巴基斯坦前国家领导人您觉得中国可持续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阿齐兹：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总会是又会有风险、又会有机会。当某人提到风险的时候，不见得它一定会产生，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规划，看到有危险，同时也是有机会存在。对任何以出口为主的国家，一个潜在风险出现在出口市场需求的减少。过去24年我们看到传统出口市场需求减小，很多国家就不得不侧重国内需求，比如用更加低的利率。但是如果出口仍然发展速度会非常缓慢，那么会对很多人产生影响。现在全球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影响，也会带来很多机会。不能够完全取决于一个模式，应该有一个应急计划。应该讲中国是非常成功的马上就换档，然后就使用了应急计划，这样中国就可以应对危机。但是这也不见得是一个完美解决方案。我觉得对中国、对印度或者对其他国家来讲，如果我们希望发展速度更快一点的话，就必须要利用自己的潜能，能够更好的进入市场。

　　还有不见得说是风险，但是也有可能会成为风险、也有可能成为机会。就是经济合作的机构化，就是说我们要成立经济联盟、经济市场。在亚洲我们有东盟，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协定，我觉得我们要再往下走一步，我并不是说我们要马上成立一个亚洲货币。欧洲的货币联盟他们其实很有力量，但是他也是有他自己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本来国家所能使用的这些工具不见得马上能影响某一个具体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对亚洲而言，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经济合作的先例，我觉得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合作，需要我们有很好的领导力。亚洲国家都必须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当然也需要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比如欧洲，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模式，而且要做到双赢。当然我的描述可能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刚才你问到我的风险，我也提到了机会。

　　还有一个风险是地缘方面的风险，当然我这个描述必须得非常小心。我们在全球某个地区如果出现增长，而另外一个地区增长是比较慢的话，这里面就会产生政治。政治跟现实情况非常不同，我曾经参与其中，经历了8年。政治的模式不太一样，指责其他人，让国内问题更加严重或者国内经济不能产生你所期望的增长，也会因为你的失业问题，然后又会影响到你的选举，这方面可以说很长时间。它也有可能带来合理或者非合理的行动。你有可能做的是很错的事，但是因为全球或者你周围市场发生的情况受到影响，你不可能单独孤立生存，因为现在各国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能够把本地区或者全球的这些经济机构化联系起来，能够创造一些机制，比如说自由贸易区，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战略对话等等。中国现在从其他国家那边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所以我在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经常有人会因为自己问题然后去指责其他人说别人生产的东西太便宜了，很多时候会成为一个政治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风险。中国应该对美国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稍微做一些调整。中国应该对此应该比较明白。当然我也不需要去对中国提建议。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强国。要跟这个国家民众说，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更加便宜的产品帮助你提升生活水平，我们并不是竞争的关系。这样的信息必须要传递过去。但是有的时候政治就是政治，在出现大选之前有可能就会变味了。

　　芮成钢：张晓强主任，再把一个问题提给您，刚才听了阿齐兹总理以及各个国家的领袖、经济学家的观点，您的心得是什么？刚才您在演讲当中区域投资自由贸易化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听到一些外资的抱怨或者不满意，觉得中国投资环境好像不如以前，好像中国不像过去那么需要外资了，没有以前那样给外资那么多优惠，你是怎么考虑？

　　张晓强：首先今天这个交流，听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或者说媒体领袖谈的观点，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好的交流。我认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为了实现今后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目前发展模式下所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过度的能源、资源消耗问题，包括我们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如何亚洲国家和地区应该能够加强交流和合作。我认为这对今后实现亚洲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你刚才谈到的大家对中国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关注，比如说你谈到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是不是恶化了。最近确实我也看到了媒体对这方面报道的很多，专家学者讨论的也很多，我认为应该首先有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看中国利用外资基本政策和实际情况如何，去年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最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之下，全球跨国投资下跌了40%，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基本维持了2008年的水平，只下降了3%。我想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全球的跨国投资下跌了40%，中国基本维持了。这本身说明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或者它的市场总体是健康的，所以企业家用他的脚做出了回答，而不是政治家或者媒体用他的嘴在说明。

　　当然中国在不断地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与时俱进。新的形势下比如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必须是在开放的形势下，扩大对外合作，欢迎外国投资来有利于我们的转变发展方式，因此我们虽然继续欢迎外国的投资，但是我自己经常讲过度消耗能源和资源制造污染的外国投资我是再也不欢迎了，但是高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有利于发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外资我们仍然非常欢迎。很快中国政府就要发布一个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提出我们要更加积极地、有效地鼓励好的外资到中国来。下个星期三可能我们会和国务院新闻办、商务部末一起向媒体、各界介绍新的要点。

　　芮成钢：谢谢张晓强主任介绍这么重要的信息。下一个问题请问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先生，刚才阿齐兹先生已经讲过了中国增长的非常快，亚洲地区增长总体也是非常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和日本80年代的经济进行比较，特别是广场协定签订以及日元升值这些事件和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进行直接比较。大概我们差了20年。但是日本广场协定签署后，日本经济进入长达20年的衰退，你觉得是不是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比较，中国在日本经验当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船桥洋一：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日本我们总是在想美国为什么没有制造第二份广场协定。在80年代日本签署广场协定进行日元升值之后，中国人民币是否会重蹈覆辙，而美国为什么没有采取80年代的时候对日本所采取的措施，我们日本也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日本在经历长达20多年经济衰退，我觉得原因不是广场协定，而是日本人口模式发展的问题。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保护主义的压力，来自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是尤其的需要我们去面对的。90年代的时候我们和美国几乎没有贸易冲突，但是70-80年代，日本和美国有很多贸易冲突影响到双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认为中国可以抵抗住这种压力，但是中国还要付出另外一个代价，这个是中国政府应该权衡和制定决策的，作为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不应该就货币或者汇率的问题对中国施加过大压力，这是中国主权国家应该自己做出的解决。因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权衡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

　　日本还有一个公债的问题，当政府债务越来越高，就会产生影响。日本应该当年衰退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共债务的问题。日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我们当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措施，而过多的经济刺激措施会使政府债务不断积累。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整个世界发展模式都是在不断演变过程中，我们都是在埋头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在解决一个问题过程中可能会积累另外一个问题。

　　芮成钢：我们现在有很大的雄心壮志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和塔塔一样、和三星一样，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在公司生育方面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企业。像联想就想成为下一个三星，通过奥林匹克的赞助。他们在2008年可能没有完全实现原先的预期，但是联想还是成功的整合了IBM的PC部门。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的企业收购外国这些品牌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过程当中，最近一个案例就是中国只有十年历史的吉利汽车收购了沃尔沃。塔塔你们集团另外一个部门收购了捷豹路虎，你们分享一下收购后是否成功，是否有一些经验可以跟中国企业分享？

　　陈哲：你想成为世界级的企业是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的，首先需要有很多的创新能力，还需要有执行能力，一个高效的运营体系。另外还要非常重视创新能力和人才能力的培养。印度的IT行业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从第一天开始最初就非常重视上面这些因素。因为我们印度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国内市场很弱的情况下我们就被迫要去拓展到国际市场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最初发展我们印度的业务，公司的发展就需要和世界上大型企业进行竞争。国际市场竞争过程中，我们就逐步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业务流程管理和创新方面的经验。

　　关于收购，我们收购首先是需要考虑整合的问题。我们在收购成功的前提就是一个成功的整合，我们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在收购过程当中需要做很多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像一些流程需要进行整合，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芮成钢：说到塔塔收购路虎，吉利收购沃尔沃需要各国政府批准，咱们发改委会批吗？如果批的话，咱们标准是什么？

　　张晓强：（这个问题）难度很大，从程序上要来说，要经过若干国家有关政府机构，包括俄罗斯政府。当然我想从中国政府有关机构来讲，按照职能分工首先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各个部门研究，把这个投资事项报请国务院决策。我个人感觉作为中国一个时间发展不长的民营企业，现在经过两三年的研究准备，最终和相关企业达成协议收购沃尔沃轿车，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正在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水平，更加具有发展自己的业务要有国际视野这样一个特色。李书福先生自己也多次向媒体讲目前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要真正能够实现这种好的并购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包括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员工工会管理层管理的融合，如何进一步提升沃尔沃轿车技术水平，如何努力扩大销售，也有的专家提到这次并购沃尔沃资金投入需要20亿美元，对吉利压力很大。

　　说了这么多，回答发改委会不会批准，如果这些问题李先生的团队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准备方案，我们会报一个积极的态度。

　　芮成钢：说得非常精彩，刚才说的20亿美元大部分都是借的，怎么还钱一定要想清楚。李先生，中国的企业、亚洲的企业怎样样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当他们收购了西方企业之后。

　　李润雨：三星的成功和全球化是分不开的。全球化过程中除了市场营销、制造之外，研发和人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在中国的投资还是其他地区的投资，我们不光重视制造业本身和市场营销本身，我们也非常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源开发，我们在中国有研发中心，我们也招聘中国本地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成立第二个三星，就是不是完全一家外资企业，我们希望在中国招聘人才形成中国的三星。这个我们认为本地化和全球化是分不开的，这个可能是三星经验之一，这个也是我们解决文化冲突、文化融合的一个解决方案之一。我们在开发我们的核心竞争能力，而且也投入了很多人力形成三星自己的文化，不同国家的三星有不同的文化，这个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芮成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萧代基博士，如果用几个形容词形容一下台湾目前经济发展模式和状态，应该是怎样的词？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是的话，在这个模式当中，台湾和大陆显然会在经贸方面走得更近，走得更近会扮演什么样的模式？

　　萧代基：台湾发展模式在危机之前、危机之后和亚洲各个国家的做法都差不多，都是外向导向，为了救经济，也是有非常投资，这个投资也是借债。不过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在的时候跟大陆经济整合正在加速进行。过去台湾一些原因使得无法与亚洲或者其他国家进行更紧密的经济整合，现在跟大陆经济的整合马上就要开始，这是我们今后非常独特的情况。我相信这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以后我们会更让人、财、物更自由的流动，跟大陆或者跟亚洲其他国家更自由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的模式会跟以前不太一样，过去还是比较注重制造、出口，以后可能会比较注重服务业的出口、进口。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当然制造、研发、比较好的生活水准都是非常的重要，我相信以后整个的亚洲，以后整个的东亚如果能够形成非常自由贸易的一个区域的话，这个对所有国家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自由的贸易就是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希望未来是这样一个方向。谢谢！

　　芮成钢：谢谢萧代基先生，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感谢几位演讲嘉宾。谢谢你们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