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公司治理：危机的教训”分论坛上，嘉宾对“如何让高管更尽职为企业服务及危机后的公司如何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为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来源：搜狐财经 唐怡民 摄)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
刺激内需的措施使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复苏快，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受本次危机的冲击比较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发达到衍生产品那么发达的地步，所以亏吃得不是太大；二是中国争取刺激国内的办法，弥补外需下降造成的需求缺口，中国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将提高公司发展稳定性
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我认为公司治理不应该成为首要的责任承担者，而在于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没有识别，没有判断出金融衍生产品里面蕴含着实实在在的风险有多大。让一个具体的公司出位去做这样专业的风险识别是不现实的。但这个题目是公司治理，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体会，因为这几年我们对中央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治理和改造，具体说就是董事会制度，原先的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的体制，不管按照企业法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还是按公司法注册的国有独资公司，虽然以前国有独资公司有董事会，都是内部人，和经理班子高度重合，那个体制是董事长负责制。一把手负责制的运行结果不可能造成任何制衡的，因为这些副手在一把手面前，有任何意见不好说也不敢说，最后重大决策是一个人定的。这个风险就很大了。这方面的教训很多，不是有意把事情搞坏，而是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毕竟有局限性。
通过董事会试点，我们派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而且占到一半以上。当然，还有一套相关的制度，比如对董事会的评价考核体系等等。所有国有企业董事会试点的企业，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不太存在，因为派进去的独立董事是老一批的企业家，他们这批人有经验，外部董事需要商业直觉。而且比在岗的企业年龄高一代人，所以他不需要看内部人的脸色。而且他跟企业内部的人没有关系，是国资委派的，独立性比较好。所以这几个试点效果比较好，这些都要进行仔细的评估，试点企业里面有1/10左右的重大决议被否决掉，或者延期再上董事会。所以，大家对董事会试点，改善治理结构是比较认同的，觉得决策更科学，避免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公司发展的稳定性会提高。
中国应该调整分配文化，缩小差距
薪酬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些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也有一些困惑。目前中央企业的薪酬，一把手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平均是税前58万，我个人感觉是不高的。外面传的很多是天价年薪，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管得非常死。同时考虑国情，如果岗位没有市场竞争力，这个企业是没有希望的。
还有薪酬结构的问题，我们有资本年薪加效益年薪，少数上市公司有股票期权。我有一个困惑的问题，这几年研究国有企业薪酬问题，我们也研究其他国家的薪酬，因为要市场化，我们也研究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但我发现虽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薪酬文化的差异很大。比如说像美国，经营层高管人员和普通人员的差距非常大，尤其是CEO，差距上百倍，而日本差距非常少，大概在20倍上下，韩国更少一些，大概在12倍和13倍左右。这个差距跟我们差不多。我上个星期接待了挪威的总裁，我问了他情况，一个高管和工作十年左右员工的薪酬差距是4-5倍，我很诧异如果美国公司到这里挖人，能保证人不走吗？他说除了赚钱以外还有别的东西。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显然分配情况是不一样的。
中国文化接近东亚国家，接近于韩国、日本的文化，但我担心中国的薪酬走上美国的道路，大家以前是平均主义的关键技术，所以我的感觉中国应该调整分配文化，调整到一种更符合东亚文化，差距更小一点的方向上去，这个显然超过我的职责范围了，但我觉得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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