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公司治理：危机的教训”分论坛上，嘉宾对“如何让高管更尽职为企业服务及危机后的公司如何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为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的报道：
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梁锦松(来源：搜狐财经 唐怡民 摄)
香港前财政司长、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梁锦松：
董事会要平衡公司长期价值
增长和短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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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作用，作为监管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回顾一下在以前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公司基本上都是依赖公司治理的框架，有董事会监控管理层做很多工作，而监管机构主要是提供指引，提供一个大框架。作为公司的董事会要提供这样的指引，确保作为一家企业，他们是严格地按照政府的监管规定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来采取日常的运行。第二，要董事会确保公司在道德方面不出现问题。第三，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小股东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公司往往会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往往有时候会追逐短期利润的最大化，特别像银行业，有时候监管机构会制定一些资本充足率方面的规定，因为这是保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指标。但与此同时，有时候在会计以市值计价的会计标准方面，在年景好的时候，市场景气积累下来的风险慢慢就会变成问题。所以，我们要保证有一个系统，一方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制约机制，使政府相关的监管指导意见能够得到遵守，使风险得到控制，而与此同时又能够推动企业的增长。所以，作为董事会来说，要保持一个公司长期价值的增长，和短期利益之间如何做到平衡？这其中就包括薪酬机制，管理层薪酬怎么制定，作为股东来说他们长远的利益得到保护，我觉得这是作为董事会最重要的机制。
作为政府、监管部门来说，其实也是扮演同样类似的角色。要平衡好长期价值的增长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要谈公司治理或者政府的作用，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想清楚。
西方董事制度需改革 薪酬与责任不匹配
中国的模式和西方的模式有一定的区别，西方的模式包括美国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也有区别，这个区别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在中资公司做董事，在国资委下属公司做董事，也在西方公司做董事。投资者和管理层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的，特别在西方，管理层主要是关注自己的薪酬，这个薪酬总是基于短期的利润。现在很多的企业董事，他们的利益是关注于整个国家的长期利益，因为是国家国资委指派的，他们会跟管理层进行不同的互动。我们可以比喻一下，在西方有很多构成，如果公司是私募股权构成，结构就比较好。中国的机制正在发展过程当中，很多董事都非常有经验，他们不用听管理层瞎说，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但有的时候没有国际经验，因为很多公司正在国际化，如何保证他们有国际化的经验，如何对于某一个行业比较了解。比如ICBC（中国工商银行），必须对于银行有了解才能做他的董事，必须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应该对整个董事进行更好地培训，这样可以使董事非常胜任他们的工作。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我非常关注，就是在中国我们可以任命一些董事来为国家服务，但是在西方如何能够找到胜任的董事呢？董事的薪酬和董事的责任相比是完全不相符的，如果出现了问题，美国的董事就会面临很大的法律责任，对个人究责任，而薪酬非常少。为什么有能力、有时间在美国董事会工作，他的工资非常少，另一方面董事的责任大，我觉得这种制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需要把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和投资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有一个机制把这两个东西挂钩。我刚才强调了，为什么私人资本入股的企业往往业绩比较好？因为他不仅仅是作为投资者，他还参与公司的管理，最关键的原因是管理层和公司管理层的利益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他在管自己的钱。在这个过程当中，PE管理层自然而然形成了，项目结果不好了，奖金就要被收回去，或者以其他方式收回去。
我们看到媒体的一些报道，好像公司财务总监的工资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不给他提供高工资的话，那些人为什么为你们服务？
评级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复杂的结构当中是这样的。另外，如果进行密切的监管，我觉得会产生道德的危机，因为很多人会相信国家支持评级的结果，但我们和监管者沟通，政府并不比私营企业更有能力。董事会本身有时候是不是比评级机构更了解这些产品呢？他们的判断也不是很准确，我们看到过去的危机当中，我之前做过类似的评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很多的金融产品是过于变化的产品，非常的复杂，无论是银行的分析人士还是评级机构的分析人士都很年轻，他没有看到经济周期的过程，他们需要十年才能看到周期。所以，在这个周期之前，我们已经有五年没有经济周期了。而且评级机构的薪酬机制也是关注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关注长期的利益，所以董事会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改善。有两件事非常重要，首先信息能不能提供给董事会的成员，董事会是否得到正确信息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董事会有没有能力和经验分析这个问题，如果这个假设没有实现带来什么结果，要管理层做压力测试，不仅是一个压力测试，我们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战，会对市场组合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必须用常识进行分析，这个非常重要。
金融稳定需要协调不同监管者之间的政策
讲到所谓重新设计金融架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机构和公司都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包括财政政策的影响，金融机构本身还会面临着评级机构和审计师的审计。重新设计金融架构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记住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本身。
关于监管者面临很大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并不是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监管套利可能会出现，对整个体系是不安全的。很多人都评论说，在美国我们需要做最多的工作，因为现在美国的制度是破碎的，在三十年代的时候金融危机、大萧条发生的时候，我们把不同的行业分业经营，把不同的监管权交给不同的部门达成制衡，但这次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没有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能够高效地管理本次危机，能够负责全局。市场现在更加融合了，因为衍生产品的产生我们可以交叉不同的产品进行合作，对产品的结构进行很好的架构。日本、英国有金融监管局，负责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我们也相信不是一个机构或多个机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至少每一个国家要有一套机制来协调不同监管者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在美国往往缺乏这种协调机制，整个监管体制太分散。香港经管局管银行，香港证监会管银行业和保险业，还有财政司司长协调经管局、证监会等等，确保两个机构不竞争，也没有职能重叠，政策之间协调好。所以我们讲金融稳定需要协调，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权利很大，和整个所有的机构有一个协调机制，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信息或指引，可以指引资金的流向，指引某些市场行为。美国也在逐步形成这样的机制，可能跟香港很不一样，我相信未来美国的机制会更加有效。有效之处就形成一套各个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换句话说，这的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市场很聪明，如果跟不上的话有时候就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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