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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分论坛: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格局(实录)

来源:搜狐财经
2010年04月11日14:23

   4月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格局”分论坛上,嘉宾对“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委员会与IMF的作用?需要进行哪些迫切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为搜狐财经现场发回的报道:

     21世纪的金融,20世纪的监管。金融市场的全

球化,彰显了跨境监管的缺位。在类似于WTO的世界金融组织(WFO)还遥不可及的今天,如何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委员会与IMF的作用?需要进行哪些迫切的改革?全球金融监管最终将形成什么样的格局?金融系统还潜藏着哪些风险?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的预警、防范、应对机制能够到位吗?

  主持人: 彭博电视台记者安允文

  讨论嘉宾: 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主席刘明康

  博茂资产管理公司(Permal)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Isaac Souede

  台湾金融研训院董事长许嘉栋

  美国先驱资本伙伴基金首席执行官范成飞(Philip FALCONE)

  胡祖六

   安允文:各位朋友,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安允文,是彭博电视台记者。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我们这一节的讨论,我相信我们会有非常精彩的讨论。我们谈的话题是关于金融、监管和改革。既会谈到西方的情况,也会谈到中国的情况,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的经济,资本的流动是全球性的。在美国,我们现在也在探讨他自己的金融改革,包括参议院、众议院都谈在谈,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决议。美国这个国会想等到医疗改革提案之后来去做他自己的改革决议,我们在这75分钟当中,包括政府、企业、监管部门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应该讲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这边有7年时间,也看到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有非常多的变化,而且全球事务中中国也发挥越来越大的声音。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应该发挥多大的声音,是不是应该发挥更大的声音。加拿大有一个政策决策者说进入监管的这些规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裁判是会要来控制整个比赛的规则和节奏,我在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然后听听他们的见解。

   我左边这位是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可持续的复苏。您也一直是谈到中国怎么能够使用西方的模式进行自己的改革,您是怎么看待整个全球或者西方金融监管体制重新的改革以及中国怎么样发挥更大作用?

  刘明康:我们从这一次危机当中所吸取到的教训,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是不是需要减少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都要记住。从管理、监管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去减少自由市场,不能完全相信是能够完全自己进行监管,有的时候需要外部的一些帮助,我们的监管必须要非常有效,而且是要符合整个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受到有些问题的话,要能够及时拉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月的这恐怕是这次经济危机当吸取的教训。中国金融银行体系还能保持健康的原因,大家看到我们没有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也没有通过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进行注资。整个银行体系去年新发贷款达到十万亿,今年可能会达到七点五万亿从而支持经济复苏。我们对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也设定了范围,我想在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框架之内,我们就知道怎么能够对新发的贷款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

  其实在中国从监管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是坚定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回归基本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我们一直是认为传统的那些基本的、最简单的,但是非常基本的这些要素还是不应该忘记,不应该被忽视。而且不能因为我们所说的金融行业的创新或者调整就完全忽视了基本面。很多时候我也会经常告诉我们那些监管的部门:第一,要回归基本面,要去减少我们的杠杆,而且要减少相互的联系,我指的是结构上以及包括我们的开发业务模式。第二,如果你没有经验、没有相应的技能,而且也没有一个长期承诺的话,不能够去关注和打击市场运作的风险的话,那么最好还是给自己设定监管的保障。第三,预防总是被治疗来得更加有效。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侧重于要去设计这个、设计那个,要加很多附加的缓冲工具等等,但是其实这些是非常昂贵的,预防要比治疗来得更加有效。最后一点,我们也坚信团队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资本是流动的,但是监管总是似乎以国家为单位的,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跨境合作,我们需要跨境的或者说国际的这样的标准,而且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标准,要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

    安允文:美国的监管改革您是怎么来看的?奥巴马的一个金融顾问谈到在过去25年银行的一个创新可能就是ATM。他也是说投行、商业银行应该分割开,你是怎么看待美国的情况,还有加强美国金融监管会带来什么结果?

    刘明康:我想我是不应该去管其他国家的事务,整个美国的监管机制,我支持它的改革。至于说到保险方面的监管机制,也需要重新调整和改革,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对于美国的保险行业有超过50个不同的机构都是可以发挥监管的作用,这是不具可持续性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监管机制是能够进行更加有效。对那些大型商业银行,你必须考虑它的融资来源和资本市场之间必须有一个防火墙,我们一直说贷款、存款比例,这些传统的财务指标其实还是非常有效帮助我们设立风险管理、防火墙的作用。就是说让我们资本市场和传统大型商业银行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防火墙,你不能总是靠自己的融资渠道或者说资本市场这些工具,你可以用一些,但是不能够泰国的依赖这些资本工具,因为这些资本的工具都是比传统的那些零售的融资、筹资的渠道更加的有波动性,所以你必须要记住传统大的商业银行,他们必须要去满足或者说去照顾到存款人的利益,而且你去拯救他们的成本非常高,我们也不能够容忍他们的失败。另外,对于一级交易,如果你想保留这一点,你也必须要有相应法律法规,要有内部的机制和标准去检测和监控。否则就有可能需要靠零售银行支持。

   另外在商业银行一级交易或者自营的交易,必须要确保能够有内部的公司治理和审计机制,而且要足够的强大。而且你必须确保能够对资本善加使用,而且要有相应的准备金来应对市场风险,就算对于所谓的代人交易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健的风险监控机制来防范交易对手风险。对于自营,要有一个储备金处置,并且有一个有效的防火墙体系,来进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从根本来说,我坚信美国的格拉斯帝尔格尔法案是稳健的、是合理的,我们虽然不能照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忘掉它的本质。

    安允文:非常感谢刘主席跟我们谈了中国的挑战。我想问一下来自Isaac Souede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以前的监管体制是过时了,我们需要多少的监管才合适,如何有一个正确的界限?有一些方案对对冲基金监管好像不太欢迎。

  艾萨克.苏埃德:我们现行体制已经不能充分对我们现实情况进行监管,大部分监管是在美国30年代制定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现在废除了格拉斯格法案,这个做法加剧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个全面的监管框架以便适应我们全球化的世界。有危机、有痛苦,也有机会,现在我们世界就面临这样一个机遇。我们建立了一个金融稳定区以及IMF,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必须5月份提出报告,在6月份G20会议中审议具体报告。刚才刘主席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全面的,而且是全球统一的一个基础线。在20国集团,你如果没有统一的基本线的话,肯定会出现监管套利的情况,那么就是非常遗憾了。各个国家在基本线之上,他认为增加哪些措施,当然这是各个国家自由决定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全国统一的框架,至少在20国之间形成这个统一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欧洲搞一套、美国另搞一套,这就会损害资本流动,积聚很多压力,最终导致金融海啸。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当中寻找全球化监管。监管要制定统一的基本线,然后各国再根据本地需要,这个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安允文:盖特纳曾经把金融稳定作为第四个支柱。WTO其实已经很有问题了,现在又出了FSB,你觉得他会有效马?

  我觉得应该努力试一试,20国集团表现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不能做,别的也不能做了。20国发挥的领袖作用就相当于一个G2的形式。就算他不是一个完美体系,但是至少有一个改进的基础,我们必须设定一些基本原则,这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调整、改进这个在之后都可以进行,但是刘主席已经说了,不管怎么说,都是简洁的、全面。腾讯

   安允文:您觉得我们在IMF框架中引入一个全球监管机构,您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而且20国集团当中,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帮助形成规则?

  许嘉栋:在设定金融管理新规则的时候,除了以前G8、G7主要国家之外,我个人是完全赞同,如果要设定一个金融监理新规则,最好设定一个全球通用的规则。要不然就会产生监管套利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最好能够有一个全球共识,制定一个全球共同适用的监理规范。如果能够扩大到G20国家,这个规则实行起来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我除了做这个回应之外,我个人对于目前所提出来的监理新的规划说一些看法,大家也清楚了解所谓金融监理长期以来有一个钟摆现象,钟摆就是两边摇过来摇过去,一直持续摆荡。钟摆还有一个现象,左右这么摆的时候,左边弄高一点,摆到右边的时候也会高一点。我们现在金融监理大概也是这样,所谓钟摆,过去因为金融业特殊关系,你不能完全放任,政府也要管。自由放任的目的主要是要提高金融的效率。要鼓励创新。但是政府又依据金融业的特性,政府不能不管。但是要管主要目的是顾虑金融安定,避免风险。基于这个目的,政府必须要管。但是这两者,我们任何措施有利有弊,两边都要顾虑到,但是顾虑的时候能不能取得平衡这一直是困扰所在。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过去我们为了追求效率,在80、90年代追求所谓的自由化、效率化。所以金融放宽管制,放的非常松,太松的结果当然就产生了金融海啸大的问题。现在要恢复管的时候,管又变得太严。就是我刚才讲的钟摆第二种现象,这边摆的太高,回来的时候这边又管的太严了。我个人认为要加强监管的时候,程度上、尺寸上好像个人觉得拿捏的太紧了一点。

   太紧的话,就会产生问题。你要提高金融效率、鼓励创新,这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都讲到对消费者、投资者希望提供多元化服务。现在这么一管,比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要限制银行规模、限制业务范围。银行业有大规模的经济,如果你要享受大规模经济,你的业务规模必须要大、范围要广。一限制的话,这方面效应就差了。银行也不能跨入投资银行业务,多元化客户需求也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个方面可能又有一个损害。

   现在这样管下来,一旦管太严,大概几年后主管机关又会觉得金融体制有问题,又开始松绑。一松一紧,让金融业在经营上经常要调整。这种调整来调整去,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可以预见未来大概是这样的现象,又会放松回来。另外就是,监理要有效,必须全球一起适用。现在所提出来的改革构想要让全球所有国家一致同意,大概很难。有些国家管的紧一点,有些管的松一点,无可避免就是监管这方面套利现象一定会发生。有些国家要照顾金融业者利益的时候,他可能松一点,业者跑到那边去经营。他这边有一个取巧的好处。全球一体做统一规范,这确实有难度。谢谢!

     安允文: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听一下高盛胡祖六先生给我们讲几句了,他是中国交易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大行,而且最近做了很多大单。另外一个发言人是谭博文,他是来自对冲基金。胡博士,你怎么回应刚才许先生的意见,钟摆往右边摆的过多,监管过紧会阻碍金融创新?

  

    胡祖六:我们刚刚所经历的是一个全球性、系统性的问题,这也确实需要我们有一个系统性、全球性的改革,不管从哪个方向来讲,我们回首过去的话,这么大的广度、这么大的深度、这么长时间的危机,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经验教训,而且可能出错的都出错了。很多人谈了过度举债、资本不足,过于依赖批发银行筹资这个渠道,或者过度依赖CDS这些产品等等,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监管框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增加很多新的监管,我们需要更好的、更加聪明、更加有效的监管。

    尤其我要突出强调一点,特别重要的,所谓的审慎性这个标准的要求,比如说对资金的要求,比例下降等方面,流动性重组方面,这都是一些要求。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在金融危机学到一个最重要的要求,目前美国国会奥巴马政府就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所谓的系统级监管的机制,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方向。尽管我可能也会说,对央行来讲,其实像美国的美联储也应该要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像格林斯潘时代,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使得市场上一直是非常松散的监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我们所有人要吸取,我们要让美联储有明确的责任,让他们能够维护或者监管系统性风险。这是我的观点。

  总的来讲,我是非常同意刚才我们几位嘉宾的观点,我觉得目前全球的金融体制是跟我们在21世纪一流的金融体制兼容的,我们需要有根本性一个改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监管,而是我们需要聪明、简单、有效的监管。

  安允文:我们是不是要抛弃这样一个观点,银行、金融机构太大了,就不能让他们去破产,这种想法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呢?或者是不是没有哪一个企业是不可破产的?

   胡祖六:我们也是的确可以在这方面吸取很多教训。在自由市场经济当中我们应该要允许金融机构的破产,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的机构。我们看一下这次的金融危机,而且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应对战略,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看到有一些错误的方法和方向。富国以及JP摩根他们这些并购,金融机构本来是想把它变小、变得更精简,结果是变得更加复杂、变得更大。前面刘主席以及其他嘉宾也都提到,包括艾萨克也提到这方面的话题,从经济学家角度讲,我是认为要克拉斯帝格法案99年取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需要保持不同金融机构业务核心的优势。这样会让我们工作更加简单。克拉斯帝格是1932年成立,也就是29年大箫条之后,然后在99年我们取消了原来的一些精神,鼓励更多的创新,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有适当的监管。

  安允文:现在美国参众两院正在探讨关于美国监管机制的改革,衍生基金这些达到600万亿美元,你怎么看待美国奥巴马政府监管改革情况?

   谭博文:在这一节讨论当中,大家要记住一点,说到监管机制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制定监管规定的,我们是执行者,就是要执行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这些政策。现在所经历的过程并不是说这个过程的终点,而是我们朝某个方向所走的一步,未来可能有很多需要调整、改变。我认为要有灵活性,要有信息自由流动,这一点对我们监管机制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我们监管者制定正确的法律法规。关于克拉斯帝格法规,现在全球有更多的全球联系,不能光只是靠一个规定解决全球所有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对体制很灵活的应对性,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处理这个信息,然后要能够有这个信息的沟通和交流,这些对监管机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灵活性,要让这个市场能够有资本的自由流动,我也非常同意边上先生所说的有一些基本线,这一点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也是在不同国家运作,我们希望在不同国家有同样的规定和规则。当然了,可以根据各个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有一些微调,我觉得这一点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我想也在重申一点,信息从监管机构角度讲非常重要,这也包括我们银行监管体系、基金领域。钟摆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机制,要让钟摆能够应对市场需求,而且要能够对创新、对于资本流动以及对于各个不同国家的崛起有不同的金融机制的特点能够做出反映。

  安允文:刘主席,我们又要说回中国。我们看一下中国潜在的泡沫问题。我们现在有1.4万亿新增的贷款,很多人说可能会有一些潜在风险。今年两会上,温总理也说到楼市潜在的风险。今年新增贷款是比去年有减少,但是还是一笔很大的数量,有什么事情让你晚上睡不着觉?

  刘明康:我要让我的眼睛睁的很大,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面临很大挑战。我们看到去年这些新增贷款之后,我们决定要去风险领域,一个是SPI领域的改革,我们需要银行能够很好地监督,而且要重新评估每一个需要接受贷款的项目。到今年6月底,所有银行我们都要求他们提交一个非常全面、综合的报告给银监会,看他们在这些地方的风险敞口,如果我们发现本金、利息以及特别目的工具之间有差异的话,他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工作,比如说增加抵押物,而且要在有限时间内就把整改工作做好,我们就是给定在2年半时间内要能够在不同领域做很多工作,如果做不好的话,到第三季度我们就会派出自己的检查团队,就是会去检查一下这些银行所提交的报告实际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差异的话,监管部门就会去到各个部门的审视,看他们能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到了今年第三季度末,我们也会根据银行的整改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对相应的加强监管,也会减少他们的资产级别。我们总是不能依靠明天,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措施。中国政府也非常支持。

     对中国来讲,在应对经济危机、拯救实体经济过程中,中国政府头脑非常清醒,我的工作也是得到温家宝总理、王副总经理大力支持,就是我们要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表,要让所有银行都去做这样的整顿和重新评估的。我们所关注的第二个领域就是房地产行业,我们发现现在这方面的敞口还是相当庞大的,我们把这块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土地这一块,主要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平台上搞的土地的一些项目。我们要求银行要对所有的土地进行逐块跟踪,以便确保所有的钱是符合拍卖的进程,而且拍卖结束后,这个钱要回到监管帐户当中。第二,我们严格管理存贷比。第三,要求所有的银行能够有一个区别对待的做法,因为各个不同的地方政府他们的信用评级不一样,情况也是不同,必须要看一下他们过往记录,如果在历史上都是一直帐务偿还情况比较好的,那么可以稍微放心一点。我们要求各个银行对于不同的贷款有不同的对待。对于第二块房地产行业,我们针对的是开发商。中国共有5万个房地产开发商,我们要求所有银行都检查这些房地产公司贷款的情况、信用的情况以及他们的一些财务情况。我们有一些高标准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在做,我们必须支持他们。但是我们不是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支持,银行到底支持哪些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有所选择。而且在这方面我们也确实鼓励所有的银行要制定名单,每一个分行、每一个支行也必须要划一个边界。

    比如说我们到底有哪些企业是支持的企业,要有这样的一张名单,当然了,这种名单是动态的名单,它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存贷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绝对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品,你只能使用你在建的楼宇作为抵押品。以前开发商是不是用同一块地来反复抵押,倒不完全是这个,有的他们常常用边远的土地作为抵押品,然后说在建的楼房属于我的,现金也是属于我的,我们必须改革开发商的做法。我们必须支持,但是支持是有选择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只要银行做好审视评估以及相应的经验,还是风险相对较小的。所有银行必须和贷款人进行面谈。也就是说要确保你知道这个借款人,而不是把住房抵押贷款转包给一些开发商或者说代理,我们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明确要求。此外,对于住房抵押贷款,我们从第一天就比较谨慎,我们必须告诉市场,我们对于一套房贷和二套房贷要严格区分,因为现在很多热钱或者投机会进入房地产市场,比如在北京、上海买上几十套住房。但是首套房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把一套房、二套房进行区分,并且在首付的要求、在利率议价方面都必须有所差别。通过仔细的监管和严密的监督,尽管我们资源有限,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重点放在一些关键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我们未来是比较放心的。

   安允文:我们知道常常政府制定规则是不能擅长的,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却有一点问题,我们知道在房地产市场上是有一些投机,而且房地产行业崩盘的系统性风险还是存在,您觉得这种风险有多大?我们都是在金融街上办公,有一个楼市的咨询顾问跟我说很多楼是那种僵尸大楼,就是并没有入住,而且这些楼宇比例比较高。中国是不是担心楼市出现很快会破灭的泡沫?

    刘明康:下行风险到底会达到什么幅度,这个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意见。我是觉得市场就是有波动的,市场本身就是这样。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且现在劳动力流动性比较大,因此有一些庞大的、实实在在的需求去购买第一套房或者第二套房,比如说这些孩子要到发达的城区接受教育,比如说买学区房等等。对于刚性需求,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庞大的。另外我们现在还积极推动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因此我觉得市场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银行家、银行监管者,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一定要关注首付。但是一个关键的要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实施审慎性监管,以便能够确保银行必须要有充分的资源,必须要审慎,并且具有相应的技能。

     安允文:我想再问一句话,你提到了住宅市场,我们也知道住宅市场有一些最终需求的用户,比如大家成长为中产阶级需要改善住房,但是很多人说商用住宅或者商业地产有很大风险,你同意吗?

  刘明康:在商业地产这块我们要求银行使用更加严格的存贷比,我们要求银行能够更加具有选择性。要注重好的开发商、好的地点,同时要有一些安全保障措施,保证银行有足够的缓冲。

   安允文: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演讲嘉宾,是非常好的提问机会。我是记者出身,所以特别喜欢问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只问一个问题,而且是重点突出,明确的问题。

  听众:我们坚决支持国际设立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这种机制,以便能够处理全球的场外交易。会明年出台吧?

  

   刘明康:我们自己有一个时间表,金融稳定局他们相应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他们认真处理场外交易系统性风险,对中国我们也确实鼓励场外交易,而且场外交易也存在。对于这种建立全球场外交易衍生品中央对手方体系,我们完全支持。而且我们要秉承一个原则,就是在场外交易不能允许大举举债,不能允许大力使用杠杆,我们必须有相应的资本和拨备要求。我不反对场外交易,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存在的。CCP,中央对手方是一个挺好的计划,但是完全实现需要花时间。这个结论是如果是在OTC交易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在体系之外的,我们一定要有要求他是无杠杆的交易。并且要有相应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的支撑,只要这样的话,场外交易并不是那么有风险,并不像过去两年当中那么担心害怕的高风险。

    听众:我是UPS公司代表,我是金融的外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昨天有一个讨论,放松管制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不是认同这个标题这么准确,但是确实现在大家在谈中国民营金融恐怕是管制比较严格的领域。请问刘明康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在放松民间金融方面有什么样的长远发展计划?第二个问题,目前对存款跟贷款利率政府实行严格管制规定的情况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也想听一下其他嘉宾分享一下台湾和世界的经验。谢谢!

    刘明康: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民营办金融的问题,我们是鼓励的。第一,对大型银行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国有的商业银行,最后一家是农行,农行也正在准备自己的股份制改造、上市。这个大家都知道。通过这个过程,大型银行就能够不再成为国家独资的商业银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可以把它划上句号。通过上市以后,增加了透明度,增加了市场的监管,增加了公司治理良好性,是很好的。第二,对于中型的银行,我们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现在他们的民营成分已经超过40%以上。第三,我们有145家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民营资本超过了60%。现在我们在农村的村镇银行,民营的可以占大股,这里面只有一个发起人是银行,这个银行可以只有三成、四成,其他的统统都是民营的。而这个银行本身不一定都是国有银行,它可以是民营的银行去做。所以我们是赞成民营的部分来参与银行。但是这里有一条,就是作为银行它是要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它要根据自己特殊的规律来运行。我们就要求银行的股东,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不管内资的还是外资的,你要有三个条件一定要符合,办银行,坐在董事会里你有两个责任,一种叫做受托人的责任,一种是管理的责任。你要尽这个责任的话,你要有三个本事:第一,要有做银行的基本技能。第二,要有一定的经验,你才可以在董事会里判断这件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应该做。第三,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承诺。你没有这三个东西,不管这个银行股东是民营还是国营的,是国内的还国外的,都搞不好。这个一定要相信。鱼都从头臭起的,公司治理是最重要,不是说我今天头上定一个民营就可以把银行办好,顶一个国营就可以把银行办好。一般的银行你坐在董事会里的董事一定要懂事。你一定要有这些本事,才能把银行办好,所以我们是非常中立的,不反对民营,也不反对境外的投资者。我们就是希望董事会能够把公司治理搞好,不要让国际上来讨论什么,不断要加,资本要加,这个加完后想想杠杆率也要上、动态拨备也要上、流动性管理也要上,最后这个银行变得负担很重。最重要的我认为就跟人一样的,你健康就是好,你要运动,你要有营养,加在一起有要享受。银行一家百年银行倒闭的时候,资本充足率有16%,不良贷款率低于2%,照样倒。为什么?他在资本市场上去融资,然后一碰到流动性抽干了,就不能再融资了,成本突然高。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安允文:那农行有多健康呢?我只是出于好奇,我们知道农行也有很多历史性问题,没有跟其他银行一起上市。

   刘明康:中国农行现在也是取得的很大进步,我们其实对农行和其他银行是完全一样。所有标准、做法、制度都是一样的。说到对农行的上市,他们应该有什么故事,应该先跟SEC、香港证监会沟通,而不是跟我们。我相信他们的募股书很快会出来,他们现在上市一切都顺利,我也信心能够通过改革把银行拉入正确轨道来。这也是会通过上市马上增加这些银行透明性和市场对他们的监管。

    听众:请教一下刘主席,中国有很多很有钱的,一买楼可以买很多栋,这个时候贷款就不会在银行系统看到,而且这些人才会把楼价炒的很高,从监管角度,这些人怎么样被监管?

    刘明康:现在我们有一个信息系统,人民银行有一个征信系统,我们有一个负面的名单系统,这些都可以共享。遇到炒楼的情况,银行有权不贷款,你有钱,你自己买去。就跟我刚才讲的OTC一样,你要做衍生产品没有问题,就是柜台交易,总有创新、总有需求。你有这个资源你就可以去买。但是你要用银行的钱去买楼又不住,而是去为租而买、为卖而买,这个市场就会造成很大风险。我们对这个事情严格控制,现在正在降低这个问题。但是房地产市场风险绝不仅仅这个方面,土地的拍卖、招拍挂,开发商的资质审查,不是说我今天举一个牌子,价钱一高,我就可以拿地。那哪行,所以整个领域里中国还需要改革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制度。我们相信我们和其他国家加强沟通,共同可以把这个市场管的好一些。不是说我们不支持他,这是一个支柱产业,带动很多行业,但是它不能不健康发展。卖地的和买地的勾在一起,这叫什么?这个市场必须要光明正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安允文:胡先生,我不是要忽视我们其他的嘉宾,作为经济学家,也作为高盛在大中华区负责人,您是怎么看待现在楼市最大风险,您觉得这个风险是不是像刚才刘主席所说的。刚才刘主席也提到土地招拍挂体制,然后我们看到在未来五年是不是也要有物业税出台。你觉得现在出台这些政策是不是太仓促了或者是不是太过激烈了?

    胡祖六:刚才我也提到价格的泡沫其实也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的导火索,这个给大家带来非常惨痛的教训。中国必须要吸取教训来确保我们的宏观经济是能够比较平衡的,就是说不会出现太大的不平衡,也不需要去调整我们的资产价格,不需要大幅度调整我们在楼市的资产价格。但是这个也是大家很担心的问题,政府、监管机构以及包括对很多老百姓、投资者,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历史也显示出,中国的楼市,包括日本、美国、欧洲的楼市,的确会带来一些投资的泡沫,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不是说我们不允许有任何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一些迹象的出现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要有警惕,而且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货币政策是能够合理的来调整,而且我们的银监会刘主席以及包括我们整个银行贷款机制能够更加谨慎来关注楼市,我也是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希望我们楼市的发展能够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

    艾萨克.苏埃德:一般来讲我发现在金融市场,其实说到症状的时候,已经在治疗过程中了。现在对于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当中,已经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谭博文:其实美国的挑战,这个系统他觉得是不会下滑的,认为楼市价格走势会不断上升。刚才刘主席也说到似乎弹药也不够来应对可能需要他们采取的这些做法。刚才刘主席以及包括监管机构,现在他们的立场就是要能够走在这之前,对第二套住房要有更高的首付,这样在市场上有足够的缓冲,让你能够去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所应对,而且不允许市场出现失控的状态。我觉得我们的监管机构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让他也有能力应对市场的情况。在美国,他的想法是楼市价格不会下降的,其实每一个市场都会涨跌,我们事先要做好充分准备。

   许嘉栋:资产价格太高变成了泡沫,刚才重点都是在说房价高了要怎么处理,我认为问题症结在于刚才胡博士所提的,中央银行应该对资金管控不要太多,能够避免刺激房价。中国大陆资金之所以多,可能又是跟人民币扯在一起,国际收支太多,造成资金过剩,股票、房地产上升,问题的症结可能还是在人民币,不过我想这已经脱离今天的话题了。

   听众:我想问一下刘主席,回应一下刚才许先生的问题,中国银监会怎么处理监管与鼓励银行创新的关系,怎么把握监管艺术?谢谢!

   刘明康:监管创新的问题很简单,鼓励创新的前提下是三句话,叫风险可控、成本可算、增加透明度。

    听众:刘主席,我是路透的,就您刚才讲的鱼先从头先臭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交叉持股的问题,中国很多企业要再融资,这个趋势要卷土重来之势,比如浦发银行与中移动互相参股,昨天茅台也发表说跟交通银行交叉持股。这样越来越多的交叉持股,会不会增加整个银行业、经济风险?

   刘明康:我们已经有了规则,如果一个银行控股公司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你占大股。另外,你就是可以有财务投资者。如果你是战略投资者的话,只能是一个银行。你如果选择财务投资者的话,他必须是份额少于5%,而且这一个同样的公司不能持股两家银行,这也为了防范蔓延风险。

   听众:早上好!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许嘉栋先生,今年1月份,两岸MOU的生效这个引起各界热议,台湾金管会组委会称MOU的生效是一张门票,但是未必能取得好的位置,如果要取得好的位置要通过ECFA,如果看待大格局框架下,两岸金融监管的问题?谢谢!

   胡祖六:台湾1980年代开始推动金融,一开始放开利率管制,90年代开始银行的新设,存款利率往上、贷款利率往下,银行服务关系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大家都开心了很多,只是银行不开心,因为银行开放太多了,存放款利差不到1%,银行很辛苦,因此想市场扩大一点,往大陆这边扩大我们的U,因此就跟我们ECFA相关。过去两岸政治上一些纷扰,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有什么进展。MOU签了主要是涉及跨国经营,主管机关、监管机关双方要有一些协议,才能谈到开放。台湾金融机构要来这边起步比较晚,要取得跟其他走进来的外资,跟中国本土银行竞争比较公平,我们希望有一些优惠条件可以让我们过来。这些都在ECFA清单里列入谈判,我们也期待,这次博鳌有很多金融界朋友来,也是希望在这方面让这边主管机关跟刘主席提出一个呼吁,能够早点给我们一个结果,让我们顺利展开两岸金融交流。谢谢!

   安允文: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再次感谢博鳌论坛,博鳌每年都请我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也期待以后再来参加这个论坛。谢谢!

  

责任编辑: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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