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王益案遗憾
喜好热闹的王益，在北京秦城的独立监所平静度过了54岁生日。这一天是西方愚人节，曾梦想担任证监会主席一职的他，或未料到自己以娱乐新闻的主角收场。
两天前，2010年3月30日，王益案在
因为王益的坦言认罪，本应激烈的法庭控辩被浓缩在五个小时之内。而在法庭之外的博弈，已逾两年。
这是一起搅动资本市场的大案，以审计署针对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开行）河南贷款项目的审计为引线，中纪委专案组随后涉足深圳、上海、云南、湖南、河南、天津等地；期间经历了“涌金系”掌门人魏东的意外自杀，此后国金证券（600109.SH）原董事长雷波、银河证券原总裁肖时庆、宏源证券（000562.SZ）原党委书记李克军相继“落马”。王益案最终呈现于法庭的三名行贿人，其中金额最大的周宏与李涛两人均在太平洋证券（601099.SH）上市之前布局，应验了媒体对太平洋证券上市路径的诘问。
王益的成长历程，与众多落马贪腐官员并无二致，普通的家族身世、勤奋刻苦的青年时代，人到中年却利令智昏——尤其是其39岁成为证监会副主席（正厅级），用五年时间精心编织的能量场，在1999年转任开行副行长（副部级）直至2008年案发，一直对资本市场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
王益的证监五年，亦是法庭上五个小时的罪责之源。
在资本市场里，无论是银行贷款，抑或上市增发，不同的融资通道均可谓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在现实中国体现为权力绝对主导。回溯王益经历的证监时代，这是一个交织着宦海浮沉、权力更迭的传统故事，以非专业的秘书联盟为纽带，可透视出一个监管体系的草创与革新，如何变形为漏洞百出、泥沙俱下的腐败温床。
王益及其涉案同僚的身后留下了一份“遗产”——证监体系的中国特色，即在行政效能上，更注重体现其审批权和执法权，其自我日渐强化的审批权和执法权最终成为寻租的温床，而对交易、查处环节的监管则处于缺失状态。继任者与司法者显然不应回避这份“遗产”，更不该以桃色蔽之。
王益认罪
3月30日的北京，春意初见，小雨润城。细雨中的北京市一中院，略显冷清，门口仅一武警站岗，既无警戒线和押解犯人的警车，也不见成群的上诉群众或被告家属。
法院大门外的电子屏幕显示，当日共有六宗案件开庭，王益涉嫌受贿一案不在其中。
未到上午9时，北京市一中院负责办理旁听证的人员告知《财经》记者，王益一案的旁听证早已被领取完毕。
审判庭设在仅能容纳16人的第22法庭。早在清晨，押解王益的警车和辩护律师许兰亭已在专车护送下，从北京市一中院的侧门驶入。当天的公诉一方共六名检察官，而辩护方仅许兰亭一人。王益的家属并未现身旁听席。
自2008年6月被“双规”，王益已近两年未曾露面，一直羁押于秦城监狱。此次庭审现场较之两年前的王益，鬓角泛白，金边眼镜后的眼眶发青，在灰色皮夹克的包裹下更显清瘦，独自一人立身被告席接受审判。
“王益进来时往旁听席看了看，但那里没有他的家人。”参与旁听的一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庭审伊始，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指控王益收受贿赂1190余万元。审判长问及王益有无异议，王益淡然答曰“我认罪”，对全部指控表示认可。
王益收受贿赂总共为三大笔。第一笔受贿金额538万元，来自深圳市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涛；第二笔金额630余万元，由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分12次提供，部分是经王磊（王益弟弟）之手；第三笔金额来自于“掮客”王磊（与王益弟弟同名），其在争取贷款时获得300万元好处费，分给王益30万元。
旁听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王益在庭审中陈述了自己职务的影响力、与相关人员的交往、贿款的来龙去脉等。“表述清晰，语速平缓。公诉人的提问穿插在他的陈述之中，一问一答，好像一场访谈。”
针对检方的指控，王益当庭承认：“这些事都属实，这是我利用直接权力以及权力以外的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我也得了好处。”
审判仅持续五个小时，未当庭宣判。下午3时许，辩护律师许兰亭拎提着不多的案卷材料走出法庭，去赶飞往河南的航班。
与此前媒体的猜测不同的是，王益案仅涉受贿一宗罪名，尽管有关司法材料显示其贿赂与证监会副主席一职的影响力，但法庭一概蔽之。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王益为求免死，在被调查之后对司法机关极为配合，并拒绝聘请律师。而得以指定为王辩护的许兰亭律师，也无机会获得充足的卷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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