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绕不过“顾雏军”

　　“民进”绕不过“顾雏军”

　　——国企转制的现实路径（中）

　　在上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身任大型国企老总的政协委员们的某些率意发言，如：“国企没搞好，大家口诛笔伐；搞好了，也口诛笔伐。这没有道理！”，“现在都认为国企垄断，应该让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这根本没有道理！”，“国企的领导不是国家的领导，我们把企业的效率和公平解决好了就行了，不能把我们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作比较啊，这是总理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只有民营企业可以搞房地产，国有企业就不可以做房地产？”等等，受到了媒体和专家学者们的广泛批评。

　　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这么几句话说得对错。当年周冠五、马胜利、步鑫生等人说错话多啦，那时媒体一般称誉为“有个性”。

　　改革开放30年来，国企的老总们几乎一直是媒体和学界的宠儿。在媒体的塑造中，从呼吁松绑放权、政企分开，到实行承包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厂长负责制、“砸三铁”、股份制、“经营者持大股”，国企老总群体一直是正面的“改革者”甚至“改革家”形象，其他有时会“别”他们马腿的相关方——政府主管部门，纪委，本企业党委和职工等，则都是“被改革者”，甚至是“反改革者”、“阻碍改革者”。

　　为什么在国企经营状况最好的今天，却突然乾坤倒置，老总们的形象轰然倒塌？如陈佩斯著名小品台词：“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也叛变革命啦？”

　　我推测，根本原因是：媒体和学者今天所鼓吹的“国退民进”，已经指望不上国企的老总了。打破垄断——他们哪有什么打破垄断的动力？转制——他们又哪有什么转制的动力？现在仍然剩下的这些国企，个头儿都太大了，搞MBO变成自己家的，无论怎么压价优惠，他们也买不起；卖给别人，他们肯定又不愿意。任何重大改革，如果企业主要负责人没有积极性，就根本搞不成。这岂不让盼“国退民进”如大旱之望甘霖的人们急死、气死？

　　其实，今天的国企老总队伍，素质比十几二十年前那群“改革家”要高得多，至少个顶个的EMBA。但啥事都讲究个“经济人理性”。从国企老总们的角度说，“不思改革”继续这么干着，至少高薪和相应的职务消费还是有保证的。如果让民企、外企兼并了，资本家能像国资委的同志们一样欣赏俺？

　　过去专家学者们在为MBO辩护时，经常说到这些厂长经理们的经营才干和以往对企业的特殊贡献，理应获得股权回报、股权激励。就少量极端个案而论，可能有些道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高端经管人才市场早已存在多年，猎头公司多如牛毛，谁有多大本事自有市场评价。你见有哪位曾被媒体和学者们热捧为“改革家”、“经营之神”、牛叉得不得了的国企老总，被私营企业挖去当了CEO的？譬如钢铁行业号称“三皇五帝”的那几个央企大户人家，一任一任老总在职时风光无限，到点也就退休回家看孙子，没听说有谁被天津荣钢、山东日钢、江苏沙钢等民企看上，恭迎了去发挥余热呀？经常发表同样的雷人言论而惺惺相惜的房地产业两个“大嘴”，民企老板潘石屹怎么不挖国企老总任志强的角儿？

　　若真请了，这些私企老板兴许还会担心“人才”们MBO之心不死，有朝一日反客为主呢。

　　媒体和学界最后一轮不分青红皂白地集体为企业家们唱赞歌，发生在6年前著名的“格林柯尔案”期间。“郎顾之争”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混乱的“主义”大战，其应有的宝贵价值完全被淹没在了口水之中。郎咸平满嘴跑火车，借题发挥，以三两个不完整的个案而推论出必须停止“国退民进”，固然错得离谱。但他建议制止MBO这么一种具体的“国退民进”路径，却未尝没有道理。

　　在郎咸平之前若干年，秦晖教授就曾创造过两个概念——“掌勺者独占大饭锅”和“抢来本钱做生意”。秦晖一直强调：“分不分家”是一个问题，“怎么分家”是另外一个问题。郎咸平和跟在他后边起哄的许多人，以及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把“怎么分家”归并、拔高成了“分不分家”的问题。郎咸平的逻辑是：顾雏军错了，就是改革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逻辑则是：谁要敢说顾雏军错了，谁就是反对改革。科龙已被双方都当做“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缩影”。

　　在顾雏军犯罪事证确凿、关进大牢之后，有著名经济学家仍然醉死不认这壶酒钱，公开宣称：即使企业家在并购企业的过程中违规、违法，但只要能为社会带来就业、税收的增加，就不应否定他的贡献。——这话你去讲给审理安然案、世通案的美国法官们试试？

　　这位专家还为顾雏军倒霉找了个理由，说他“作为海归，在国外呆了多年后回到国内创业，不能入乡随俗”。但我们听科龙员工对于他发动的“整风运动”的讲述，可知这位“海归”人才其实是多么谙熟中国国情——

　　“从2002年开始，每到七八月份，我们这儿都会开展整风运动。3年了，搞的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一位在科龙电器工作过5年的经理说。

　　据介绍，整风运动首先从科龙空调公司开始，后波及到上百位分公司经理、售后主任、传播科长；白天互相揭发、自我揭发，晚上写检讨、自我反省。

　　“那段时间，我们晚上什么活动都不能安排，要急着回去写决心书、悔过书、效忠书之类的东西，第二天开会要念，如果通不过，要回家继续写，人人要过关。”上述经理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些经理很会表演，经常在大会上说着说着就痛哭流涕。”

　　这究竟是顾雏军领导下的科龙，还是王洪成领导下的南街村？当时国家权威研究机构出具的报告，竟然夸奖“这是一种在企业内树立职业经理人操守的运动”，“对于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对于改善企业管理起到了良好作用”！

　　那些在“郎顾之争”中曾高调为顾雏军站台，大声疾呼“爱护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家”，怒斥郎咸平“开改革倒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出于对“方向路线”的坚持，事后“集体失语”，毫无反省表示。这对于此后中国的改革进程影响既深且巨。

　　“大是大非”并不能覆盖掉所有的“小是小非”。在“郎顾之争”发生前的很多年，改革话语不但“政治正确”，而且也一直占据着道德强势——毕竟，民众中能有几人愿意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但是，在学界主张改革的一些旗帜人物表示，即使用类似顾雏军这种违法欺诈手段进行私有化，也符合改革大方向，也应予以保护之后，他们相对于新老“左派”的道德优势就不再那么显著了。

　　而今天正大声疾呼“反对国进民退”的学界精英中，就有不少在顾雏军案后仍死不认错的名流。这大大削弱了他们某些正确主张的说服力。改革的旗帜已经受到了污损。

　　除非他们从2004年的立场上退回半步，首先声明：像顾雏军那样的“国退民进”，我不赞成！

　　（《“国退”绕不过“通钢门”——国企转制的现实路径（上）》见本报4月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