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醉死背后的财政预算软约束

　　29岁的吉林舒兰团市委副书记杨建华在喝了两顿酒后，一人打车回到家中。约两个小时后，在床上休息时不慎摔下，次日凌晨不治身亡。杨的家人将当天一起喝酒的19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40万。法院一审认为无法确定饮酒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故对其家人的赔偿要求不予支持。目前，其家人仍在等待二审结果……(4月17日《武汉晚报》)

　　有消息说，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公款吃喝每年要消耗3000亿元。好多地方都颁布过禁酒令，为何却禁不住官员吃喝，还曝出官员醉死的丑闻呢？关键在于，禁酒令效力来源于制度的执行力，要根治公款吃喝痼疾，关键要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加强财政预算约束。正如经济学者焦建国所言，“公务接待的核心是财政制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吃喝腐败都是财政的腐败，没有严格控制的职务消费就成为腐败的渊薮。落实禁酒令的根本方法就是让预算软约束硬起来。”

　　由于财政预算随意性大，对公务接待隐性腐败的整治多停留在曝光、谴责的层面，监督与处罚措施疲软乏力，而且有的地方“上梁不正下梁歪”，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公款吃喝的根基。如果没有喝出人命，闹出大动静，又有多少地方与禁酒令较真呢？因此，要堵上公务接待黑洞，只有禁酒令是基本靠不住的。要落实禁酒令，有两项配套制度要执行到位。一是约束公权力，把公款吃喝腐败与官员乌纱帽挂钩；二是约束财政预算，扎紧公共钱袋子。对招待理由不充分或者超出标准的接待支出一律由签字人埋单。

　　从长远来看，整治公款吃喝还应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吃喝腐败。如果公权力受到了刚性制约，公务接待走出了尴尬制度语境，不用上级颁布什么禁酒令，官员出于违法成本考虑，在公款吃喝时也会有所顾忌，逐步学会权力谦卑。否则公权仍会绕过禁酒令，继续“醉生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