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明清时期，习惯将江西称为江右。所以江右商帮也就是江西的商帮。
江右商帮是在人口的流动中形成的，而且人口流动也决定了这个商帮的基本特征。所以，我们对江右商帮的了解要从江西的人口流动说起。
自两宋以来
江西经济发达，也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第一，人口大量流入，形成人口过剩；第二，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加剧；第三，官府的赋税和劳役繁重，尤其是各地同赋役严重不均，发达的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赋税沉重。这就引起当地农民“脱籍外流”。尽管江西的经济并不平衡，但这些流民不向本省的落后地区如赣南流动，因为他们到这一地区，仍会被追捕，即使落户了，也要被迫入籍，承担赋役。他们有十分之九流向湖广、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及其他地区。明代的江西流民大体有百万之众。流向外省的人，许多人仍务农，但也有不少人从事工商业。明代有学者曾把移居湖广的江西人分为三类：购置产业者称为“税户”，为人耕佃者称为“承佃户”，从事贸易者称为“营生户”。“税户”既有购买土地耕种者，也有从事工商业者，“营生户”就是工商业者。散布在各地的江西人，与湖广的江西人大体相似。这些江西商人，来往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又不忘其本，就形成了江右商帮。明代江右商帮正是这种人口流动的产物，同时也形成了江右商帮的特征：人数众多，从业广泛，活动地区广泛，资本分散，渗透性极强而竞争力弱小。
江右商人的特点之一是经商地区极为广泛，流动到哪里，就在哪里经商。明代江西抚州人艾南英曾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湖广离江西很近“趾相错，踵相接。”汉口的盐、典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六大行业都有江西商号，而药业为江西清江商人垄断。明代兴起的竞陵（今湖北天门市）皂角市的三千人口中，江西人占十分之七，且绝大多数从商。湖南的岳阳、长沙、衡阳、商贾汇集，亦以江西人为多。云南、贵州、四川是江右商人活跃的又一地区。福建、两广也遍布江右商帮的足迹，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沙等地人的口音才接近于江西，他推测这与江西人在这里从商相关。武夷山的茶主要就由江西人经营。江西人在广州、佛山设立了“粤庄”从商。江西的盐商、木材商、药材商都在广西活动。江西的商人也到北方的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北京发展，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有41所，江西商人14所，居各省之首。清光绪时，各地在北京的会所有387所，江西为51所，仍居全国之首，甚至超过了山西（45所）。江苏、安徽、浙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西商人当就不会不去。甚至辽宁、甘肃、西藏乃至外域，都有江西商人，其经商地区之广，超过许多商帮。
江西商帮的另一个特点，是经营的行业广，而且以贩卖本地土特产为主。江西物产丰富，粮食、茶叶、瓷器、纸张、布匹、木材、烟、蓝靛、药材、盐、书、杂货等都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江右商人进入这些行业经营，而且在经商中又发展起来典当业。而且，江右商帮的商人专业化并不明显，基本是什么好做就做什么，兼营多业。
江右商帮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资本小，以小本经营为主，没有什么像其他商帮那样的巨商富户。这可以从江右商帮的构成和资本来源看出来。江右商帮的商人大多是家贫而被迫经商的。从现有1700多名明清江西商人的资料看，70%都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为生计所逼，流向他乡，弃农经商。其他人是年幼失怙或科场落第的儒生和子承父业者。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借贷，或自己积累或集资，资本量都不大。其从商大多是小本经营。所以，江右商帮中，很少有晋商、徽商、粤商、洞庭商中那样经商致富的大户。晋商或其他商帮中也不乏白手起家由小本经营而成为巨商者，如晋商的乔家和曹家都是卖豆腐起家，但以后成为一代巨商，而江右商帮却鲜有这样的人。这恐怕与他们经营的行业和与政府的关系相关。晋商中那些白手起家的富户以后都进入了暴利行业，且靠官商结合。江右商帮则没有走上这条成功的道路。
江右商帮尽管都是小商人，但仍被称为一个商帮，就在于他们在经商过程中也形成了 “帮”。江西商人的“帮”当然也有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但更主要的是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的地域性团体，其形式为会馆，目的是实现对原料或高势的垄断。在整个江右商帮又有以不同地区或行业形成的“小帮”。
药业是江右商帮的主业之一。江西有句俗话，叫“樟树的路道，建昌的制炒”，意思是樟树以药材的集散为中心，建昌以药材的炮制为中心。这就形成了两个以药材业为主的药材行帮，樟树路道药帮和建昌制炒药帮。
樟树在明清时属临江府清江县，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与袁江交汇之处，自古就是 “四会要冲”，“八省通衡”的水陆交通要津。樟树自唐宋起已有“药墟”，“药市”之称，明以后成为全国药材加工和集散地，直至清末。当时中药行业有“北安国，南樟树”之说。樟树本地产药并不多，但各地药材集于樟镇，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之说。樟树的药店有近200家，且各有分工。不同的药帮称为堂会。不同身份的人参加不同的堂会。药材店的老板参加同仁堂，经纪人（朝奉）参加守信堂，伙计参加集贤堂。各堂头领由各店轮流担任，称为“首事”或“堂长”，一年一换。这个药帮成为江右商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西建昌的麻姑山盛产药材，相传唐开元年间，炼丹术士邓思奉曾在此制成麻姑寿酒，献于皇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江西麻姑酒，以泉得名，而曲有群药”的记载。自北宋起，官方分就在建昌设立 “建昌军药局”，炮制药材。明代又在建昌建城，使药材加工进一步发展，所以又有“药不过建昌不灵”之说。建昌药帮在明末清初形成，与樟树药帮合称“江西药帮”，但其影响不如樟树药帮。
江西景德镇在明代已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这就围绕瓷器的生产和贸易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行帮。这类行帮的形式之一是会馆。其中最大的是都昌会馆，都昌人人多财广，控制了瓷器行业，其中最大的八家，被称为“冯、余、江、曹大似天，张、王、刘、李站两边”。江西的瓷帮极为复杂。因器瓷（碗、盘等日用瓷）由都帮控制，而琢器（其他瓷器）由杂帮控制，杂帮下又分了26个帮。与都帮、杂帮并列的是由徽商组成的徽帮，在这三大帮之下，又有“三窑九会”、“五府十八帮”、“保槎公所”、“保柴公所”等组织。
明代后期之后，竹木贸易发展起来，清代形成了专门从事竹木贸易的行帮组织“木纲会”。木纲会在清代前期之前，一直被该县流坑村的董氏控制。董氏远祖为汉代董仲舒和唐代宰相董晋，历史上共出过进士32人、文武状元各1人，举人100多名，在宋、明两朝为名门大户。竹木贸易兴起后，流坑董氏又一次兴盛，垄断了这个行业。董氏竹木从业人员均需加入木纲会，交纳会费，遵守会规，其正当权利受到保护，而且得到帮助。外地商人来购竹木必须与董氏商人洽谈。这个帮会家族性极强，只有董氏才能加入，而且以宗族势力为后台。作为家族与商业结合的行帮，在明清两代的商帮中不多。
江右商帮中还有一个以泥木业工人为主的行帮组织“鲁班会”。鲁班会形成于清代，凡在南昌城内工作的泥木匠必须加入，交纳会费，并遵守“行规”和“人约”，不加入者不得在南昌工作。该会推选一名在行业内有威望的人为首领，称为“总管”，另有若干办事者称为“值年”，“值年”一年一换，这个行会的垄断性极强。鲁班会在江西省内各府县也有，但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也缺乏联系。
江右商帮人数众多，经营范围与行业广泛，但始终没有出现巨商。垄断了竹木贸易的董事，个人资本达数千两白银，已被称为“富商”了。我想，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江右商帮之下又有小帮，小帮之下又有分化，各帮自成体系，因此，形不成合力，也进入不了垄断行业。但更重要的是，江右商帮更多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内容：首先，江西是一个文化发达，官本位意识更浓的地方。历史上，江西就是出文人的地方，如北京的王安石、范仲淹等，新修复的藤互阁画出了历代江西名人，其中的明代为最。当时的“朝士半江西”正是江西文风之盛的写照。所以，江西人重视 “学而优则仕”，并不重商。从商者多为下层，经商属无可奈何之所为，而且，略有家资后仍以读书入仕为目标；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富即安，求稳怕冒险等中庸思想也使江右人在商业中不求上进，他们有点钱就过上小财主的日子，没想过也没有努力成为巨商；最后，他们有钱后，把钱用于建祠堂、修族谱、置族产等公益性事业，这一点与陕西商帮类似，不可能把商业做大。
“江右多贫者”是江右商帮的基本特点。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是中国未出现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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