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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年内加息可能性不大

来源:中国证券报
2010年04月27日03:52
  后危机时代,复苏的差异性将长期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将深入演化,政策的被协调问题将不断扩散。未来金融领域,货币政策的被协调问题还将以“欧美较长时期滞留于"超常规"政策退出阶段,新兴市场快速进入实质性紧缩阶段”为主要表现,美联储将通过引导市场预期的方式在 较长时期内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基调,2010年加息的概率不大。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詹向阳 邹新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复苏阶段,但各经济体在渐进复苏进程中的差异性逐渐加大。无论从时点还是从强度看,全球经济复苏的这种区域差异性已成为各经济体利益获得不对等的主要背景,也决定了各方为获取自身利益必将不断调整和博弈。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金融大趋势来看,无论是各经济体的政策调整、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化,还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均体现了差异性复苏进程中全球利益博弈的结果。

  政策调整从“有协调”到“被协调”

  对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政策调整问题,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单纯的政策退出难以应对各种风险,贸然的退出更可能破坏复苏的节奏,2010年全球政策调整的整体风格将是有进有退有协调,基本原则是避免不成熟的过早退出和不干脆的过晚退出。2010年第一季度,从整体上看,全球政策调整的“有进有退”正有序进行。“有退”表现为大部分经济体正在适度缩小刺激性的政策支出,重新谋求政府财政的“再平衡”,超宽松货币政策向宽松货币政策转变的“去超化”进程也正渐次推进;“有进”则表现为大部分经济体正逐步推出促进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美国通过了旨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医改法案,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跟进了经济结构调整政策。

  但从结构上看,差异性扩大的复苏正将全球经济政策的“有协调”转变为“被协调”。“有协调”是以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以复苏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和公平分配为主要标志,以全球各个经济体主动参与、平等沟通、有效协作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政策协调机制;“被协调”则是以少数经济体的个体利益凌驾于全球复苏整体利益之上为主要标志,以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未能实现全球复苏整体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表现,以经济金融领域的霸权主义为主要方式的全球政策协调机制。

  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领域的政策“被协调”现象已经有所显现:差异性复苏加大了美国推迟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以实现“搭便车”的潜在激励,全球通胀压力未能得到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的有效控制,进而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被动货币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分别加息100、25和25个基点,迈出了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性步伐。与此同时,美联储仅上调了再贴现利率,并未根本性地改变宽松货币政策基调。

  我们认为,后危机时代,复苏的差异性将长期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将深入演化,政策的被协调问题则将不断扩散。展望未来,在金融领域,货币政策的被协调问题还将以“欧美较长时期滞留于"超常规"政策退出阶段,新兴市场快速进入实质性紧缩阶段”为主要表现,美联储将通过引导市场预期的方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基调,在2010年内加息的概率不大。在经济领域,宏观政策的被协调问题则可能将表现为新兴市场结构调整压力和自主创新压力的被动加大。一方面,美国可能将利用其对全球汇率市场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较大影响力实现其5年出口翻番的目标,这将对新兴市场出口造成较大的“挤出效应”,加大其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可能将延续抑制技术输出的贸易政策。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992-2009年,技术、专利对外输出在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中的占比始终处于5.5%以下的低水平,2009年技术、专利输出占美国服务出口的比例更是从2008年的16.67%降为16.58%。美国抑制技术输出的贸易政策在保障美国劳动生产力比较优势的同时,减弱了新兴市场通过引进成熟技术快速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可能性,加大了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自主创新的压力。

  全球政策调整从“有协调”转向“被协调”,是差异化复苏过程中全球利益博弈的结果,也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新风险。其一,保护主义和汇率争端将更趋泛滥;其二,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将进一步加剧;其三,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协作氛围将有所恶化;其四,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将有所下降。

  利益博弈决定主权债务危机演化进程

  自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初露端倪至今已半年有余,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与反复的博弈之后,直到2010年4月欧盟与IMF才达成了实质性的救助计划。救助计划出台如此困难,主要是背后存在着多方博弈和两难选择:

  其一,欧盟内部成员国对于是否救助希腊存在较大分歧。以德国为代表的成员国主张希腊通过缩减财政赤字、在市场上自行融资以解决债务问题;以法国为代表的成员国则认为,为缓解市场忧虑,避免区域金融动荡,应尽早救助希腊;就希腊本身而言,则利用德法等核心国家不敢冒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风险,以及不愿看到IMF插手欧元区事务的微妙心态,为自身争取最大利益。

  其二,欧洲央行作为区域货币政策的制定机构,在是否施救的问题上面临两难。一方面,如不及时救援希腊,则会影响欧元的国际地位,不利于欧元区经济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如贸然出手,则容易造成逆向选择,变相鼓励希腊等欧元区外围弱国长期放任财政赤字,“绑架”区内严格执行财政纪律和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

  欧盟内部存在的较大分歧和两难选择,使实质性的救助计划迟迟难以出台,一度致使市场信心急剧下滑,主权债务风险不断恶化。

  经过利益各方的反复权衡和博弈,欧盟与IMF最终达成了资金援助方案——欧盟同意于2010年在必要时向希腊提供高达30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贷款,IMF则可能以多年期备用贷款安排的方式向希腊提供至少100亿欧元的资金。该救助计划覆盖了2010年希腊债务的风险敞口,大幅降低了希腊近期融资风险,有助于避免希腊债务危机继续恶化。但我们认为,这一短期利益博弈均衡结果稳定性相对较差,主权债务问题的未来演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最新救助计划显示,各方尚未就欧洲经济结构调整等债务危机的根本性问题达成一致,有效防范系统性债务风险的机制也尚未形成。这不仅致使希腊债务问题在2010年之后的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且使债务和经济增长状况类似希腊的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经济体在欧元区内部还可能继续引发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欧元区成员国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出资救助希腊,但许多国家仍身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的边缘,很可能在出资后面临更严峻的困境,在危急时刻是否能迅速为希腊提供援助资金存在变数。

  利益博弈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过于强调自身经济利益而不是互惠互利,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

  当前既有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基于各经济体的比较利益,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自然发展起来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打破互惠互利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发达经济体更多地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全球发达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利益再分配的失衡,主要体现在:一是发达经济体通过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有形壁垒和知识产权、碳排放等无形壁垒,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以损害新兴市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增长,来获取消化本国过剩产能和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利益;二是在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同时,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新兴市场未受保护的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进一步加大了新兴市场在新兴产业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三是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扩大了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得,但同时增加了新兴市场出口的交易成本,以牺牲新兴市场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本国的政治稳定和民众支持;四是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诸多贫穷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水平改善的步伐,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进一步加大了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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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侯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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