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唐家岭

　　拆迁公告出来一个多月后，原本弥漫唐家岭的焦虑之情渐渐消停。

　　多数店铺照常营业。村中间的街上又生长出许多小摊贩，卖些水果、鞋垫、发夹、盗版书。菠萝去了皮，泡沫塑料盒盖上齐齐插一盘，一块钱一支，使这个春天的空气里充满了黄色的水果气息。

　　仅容两车并行 的小街两边，各色喧沸的流行歌曲一路接龙，传达着某种明白直接的生活观。店面之上，是层层撂起来的小楼，间距极窄，容不下阳光，只留下一些狭窄的小巷。

　　走出这条街，迎面是华北农村的田园景色。村东因为靠近京包路工地，尘灰特别丰富。

　　唐家岭，这个原来以冬枣为业的村子，以其紧邻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的地利之便，而成为“IT民工”们的聚居村落。去年下半年的小说《蚁族》更让它名扬天下，成为高房价时代边缘社会的地标。

　　如今，随着“蚁族村”面临拆迁改造的命运，将近4万“蚁族”正筹备更遥远的迁徙。停在街上的面包车多了起来，雨刮上通常夹一张A4纸：货运/搬家，下面列一行手机号码。

　　在驱逐与滞留之间，在进不去与回不去之间，在社会现实与自我实现之间，在社会福利保障之外，那些来不及忧伤的年轻人们，还在艰难地实践他们从小被启蒙的，通过个人奋斗赢得成功的人生。

　　延宕的拆迁

　　按计划，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将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2012年将完成安置房及多功能产业用地建设。届时，不仅唐家岭村民将得到回迁房，那些使唐家岭成名的租户们也可以原拆原还，违建农民房将被不低于10万平方米的政府公租房所取代，租金由村民共有。

　　但严格规范的“新唐家岭”，所能容纳的人口将远不如现在，筛汰成为必然工序。

　　这个村子的户籍人口2800多，然而上班高峰时，上公交车是需要两个交通协管帮忙推塞进去的。2009年的一次入户调查显示，唐家岭的外来人口有3.7万人。

　　2003年在对唐家岭所属的海淀区西北旺镇地区的规划方案中，有“严格控制外来低端人口聚集”一说。这个看起来不甚友好的提法，针对的是农民工。他们在唐家岭的分布更为边缘，多半在村外围的平房，住宿更为简陋。

　　唐家岭的改造，对他们意味着直接的驱逐。海淀区区长林抚生已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这些公租房，面向的是刚毕业大学生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低收入人才，需由园区企业集体申请。

　　另一道门槛，是价格。董家大院是唐家岭知名度最高的出租房，每间房20平米，独卫独厨，中央空调，价格800-950不等。但是在拆迁前，其入住率远不如那些价格便宜一半的普通公寓。而以公租房的条件，多数人估计价格至少在董家大院的水平上。

　　所以，3月5日村委会发布拆迁公告后，很多房客开始搬家，至今陆续搬走的租户大概在1/3左右。

　　进入4月中旬，搬迁的节奏放慢。因为村委会提出的拆迁补偿第一稿，被村民代表全票否决。此方案提出，安置房面积按村民原有宅基地面积1:1置换，再外加货币补偿，合法房屋建筑面积每平米补2500元至3000元，如有二层，则再补每平米800，三层之上的不作补偿。如果在奖励期内搬走，另奖10到30万元。

　　以2009年建成的董家大院为例，这幢唐家岭最大的建筑，占地1200平方米，高七层。以此赔偿方案计，能够得到的货币补偿是456万，加上30万奖励，不到500万。而大院业主据称投资自1500万到2000万不等。

　　村民要求提高补偿，而村委会的意思是，货币补偿的数额不会调整。很多对搬家不积极的租客，索性观望起这场刚刚开始的拉锯来。

　　出“大唐”记

　　和多数唐家岭租客一样，钱瑞的行李很有限，半个上午即打包完毕。

　　他下楼找房东退房。房东是一对本地夫妻，自称贷款80万，前年建了这幢4层小楼，每层楼道都装了摄像头。钱瑞是新房的第一批房客。

　　3月初看到拆迁通知后，钱瑞马上开始找房。新租的房子在霍营，一间带窗的小卧室，月租800，在他税前4000的月薪的承受范围内。

　　住唐家岭的同学当中，他是最早搬走的，他觉得这样比较明智：“唐家岭肯定是会拆的，到时候大家一窝蜂找房，价格肯定还要上去。”

　　25岁的钱瑞，家在山东枣庄，2008年从山东理工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公司是望京的一家软件私企，相比多数在上地、中关村工作的唐家岭住客，他的上班路途要远得多，之所以选择唐家岭，是希望把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控制在1000以内。

　　为了避免挤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钱瑞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天骑去西二旗坐城铁，早8点出门，晚上也得8点多回来，“就是一个睡觉的地儿，花太多钱不值得。 刚入职时，他的月薪3000。他计划一旦月薪过了6000，就不再住唐家岭。这地方太多的人让他有心理阴影：“要是发生火灾，得死多少人啊？”

　　钱瑞对唐家岭的感觉是“有点脏乱，但生活方便，买东西便宜，本地人相对还是比较热情”。房东大妈一度想为他介绍个本地女朋友；菜场卖菜那些熟面孔，收完钱或许还给他添一点。唐家岭和他的家乡一样，带着熟人社会的乡土气。

　　他不回老家。对家乡的公务员、国企岗位，他想都没想过：“我一个二本毕业，家里没关系又没钱，这些地方都没可能的。”他有个远亲，给儿子买了一个地方公安局的编制，花了17万，他家没有这条件。

　　坐着金杯车把唐家岭抛在身后时，钱瑞心情轻松，并不留恋，生活一直教导他只关注切实的东西。但是搬去新居后，他常感慨唐家岭的好处。四间房租出去三间，但他与那两对情侣邻居基本没有交流，反而是公用的卫生间与厨房常需排队，让他怀念原先独门独户的自在。原来唐家岭有四个菜场，现在他只能在小摊上买。“难道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钱瑞调侃道。

　　何枝可依

　　李光磊对着报上一条新闻指点着，新闻标题为：“唐家岭地区将整治改造-参考北坞村模式”。

　　2008年他从河北科技大学专科毕业来到北京工作时，租的就是北坞的一个单间，500块。北坞要拆迁的消息传出后，2009年3月，他率先搬到唐家岭，现在，他们这批同学都在唐家岭，能凑在一起玩三国杀。

　　在北京工作的同学里，他3000块的月薪是最低的，即便为此，大家也愿意来北京工作，吃几年苦，学点技术顺便攒点钱，再打算将来。

　　李光磊家是燕郊开发区的，家里打算帮他买房，首付完让他自己月供，但他觉得自己的收入没能力还，便一直推托，直推到燕郊的房价也涨上了7000。

　　另外一个原因他没有同家里说，他的公司不为他缴住房公积金。

　　按照《蚁族》一书的界定，李光磊属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即蚁族。他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反感：“好像我们没能力养活自己，哭着喊着要社会帮助一样。”

　　他每每抱怨这本书使他再一次搬家：“到哪儿去找这样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使他心情略为变好的是他们班的班长，因为专升本晚两年毕业，现在刚来北京找工作。在多数租客急着往外搬的时候，班长因李光磊介绍，提了箱子和编织袋，进了唐家岭。

　　班长家境欠佳，找了350块不带卫生间的房，还是两人合租；但对自己的能力与将来总是十分自信。对这类年轻人，唐家岭是这个庞大都市里，最温柔敞开的腹地。

　　“十年，”小饭店里，班长和李光磊碰了下杯，“十年混不出个样子，我就回家！”他的眼镜片在灯光下激动闪烁。

　　李光磊没有那么多新鲜的激情。他考虑的是，拆迁后他要不要回家。

　　去悲情化的蚁族

　　张伟特别爱管事，在村里碰到扛着专业相机的，他就会上去说：“别只拍那些破烂，也要拍这里好的一面。”

　　他对唐家岭的感情总让人误会他是本地人。事实上，他来自山东济宁，2005年技校毕业来了唐家岭。他喜欢分享，不反感租房的人分占去太多的资源，但反感“村里只知道收钱，却不去加强一些基本的设施和服务”。他认为正是管理不力使唐家岭陷入脏乱差，导致被拆迁改造。

　　在唐家岭贴吧里，唐家岭被称作“大唐”，张伟和活跃于贴吧的网友们都是“大唐人”。这些年轻人齐力构建着一个小范围的集体认同，在网络与内心超越自己的现实处境。在贴吧里，他们交流社会问题的看法，也转让东西或者征男女朋友；贴唐家岭一年四季的风景照，也感慨今天在南站看到了何等惊艳的MM。

　　但去年下半年起，大唐自己的声音式微，他们这群人，被另一个词全盘收罗：蚁族。唐家岭的生活，被一种外在的眼光所打量，重新解读。有媒体找张伟上电视，想请这个老住户讲述在此生活的不幸，他拒绝了。

　　在张伟看来，过分渲染悲情，使很多年轻人的平衡心理被打破：“这个群体原先一直很平静，现在经过出书和报道，很多人都开始抱怨，抱怨社会不公，抱怨政府没有照顾到。”

　　为《蚁族》作“聚居村民序”的邓锟，今年愚人节离开北京回了云南。因为这本书，他受到媒体的追逐，“刚开始时确实幻想过，这样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其实都没有。”在北京的最后那几天，邓锟小感慨了一下。

　　张伟觉得这一群体不需要过多的社会关注：“这只是一部分年轻人一个暂时的人生阶段，谁也不会一辈子住唐家岭。我觉得社会要关注和救助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 现在，张伟成了领记者参观唐家岭的义务导游，他觉得他的工作意义重大，“能引导舆论”。比如路过一些脏水坑时，他会说明一句：“有些人来唐家岭就是特地来找这样的地方拍，但你也看到，这样的地方其实很少。”

　　他还不打算从唐家岭搬走，以他的经验，唐家岭一时拆不掉：“哪有这么容易谈成的？”

　　这个天气诡异的春天，公交车过唐家岭时，一波一波吐出的人流依旧壮观。他们沿大道走一阵，各自折进小巷，再转个弯，顺畅流利地被吸纳进影影幢幢的灰墙里。在拆迁的压力下，这村子里的人们仍以草根的姿态继续生长，像砍倒大树，残桩上却长出一圈蘑菇，这是他们生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