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将“贫富差距”变成“阶层矛盾”

　　近一段时间来，有关贫富差距的报道持续成为社会热点。有人以“爬蜗牛”和“坐飞机”来形容不同收入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主要特点，很形象，让人感觉很沉重，不能不警惕和重视。

　　当下的贫富差距，既表现为收入和财产差别的拉大，也表现为分配环节的不公，所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问题。

　　从基尼系数看，很多学者认为，当下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基尼系数为0.47 的“红线”。其中，土地、资源、资本、垄断、“身份”及腐败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贫富悬殊的“催化剂”。也就是说，谁更接近上述要素，谁就更容易富裕，这样的现实，无疑会埋下社会矛盾的隐患。

　　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贫富分化的严重性，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的。不敢或不愿正视这一问题，无异于掩耳盗铃。不能面对问题，也就谈不上解决问题。而一个憧憬与追求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国家，若不能在解决贫富差距上有效作为，则和谐的愿景将更多停留在词语上。

　　不过，我们认为，目前在关于贫富差距的讨论中，也存在一种简单化的情况，就是过于混沌或抽象地对贫富差距进行归纳，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思考问题。例如，把“富”和“罪过”、“不法”、“不仁”、“腐败”画等号，和一些丑行画等号，由此造成“富人”的脸谱大多数都是丑陋的，人格也是卑下的；又如，把“贫穷”和“受富人剥夺”画等号，似乎“贫穷”主要是被富人剥夺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全面、历史性地看待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很容易陷入“发现了问题，找错了解决问题的对象”的困境。

　　在我们看来，讨论贫富差距时，有一些基本共识是必须坚持的。

　　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希望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只要依法创业创造，勤奋付出，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富裕者应当得到认同和保障。不应在没有进行全面和定量研究的前提下，从合法性意义上否定富裕者的主流。那种“不三不四发大财”的情绪，如若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是非常有害的。

　　其次，处在贫弱处境中的人，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去关心和帮助，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贫弱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富裕者剥夺的结果。贫弱的原因非常复杂，如自然条件差，起点低，人力资本投入不够，等等。换言之，不能把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贫弱简单化地归结到另一部分人的掠夺、剥夺上。

　　最后，中国追求的方向是全面小康，是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真正重视社会的贫弱面，并且给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持之以恒地帮扶。

　　有了上述基本共识，在研判目前的贫富差异时，我们就能更准确地找到着力点。例如，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和一些不公平的扭曲性因素相关。比如，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户口、教育公平、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着现实鸿沟，“身份”因素成为刺眼的社会风景，一些特权群体不当占有资源、廉价获得资源，这些“起点不公平”现象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去消除的主要对象。

　　再如，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分配关系上，今后应该更多向劳动者倾斜；在资产投机领域，要采取相当大的力度去抑制投机所得。这都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至于为贫弱者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更是长久之计。

　　自然，对于类似“重庆打黑”所反映出的，一些和“黑道”、“官员保护伞”、“黄赌毒”、“走私”等相联系的富人，就要坚决打击，弘扬正气。

　　总之，在对贫富差距、贫富分化的讨论中，要分清具体情况，既要努力消弭那些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相背离的鸿沟，又要注意不能把“贫”和“富”简单对立起来，不能把“穷人”和“富人”对立起来，尤其不能把“贫富差距”演绎为人格化、人群化、阶层化的对立和矛盾。中国社会今天的主要矛盾不是“穷人”和“富人”的矛盾。经历过“十年文革”教训的中国，绝对不能再走人为制造分化、搞阶级斗争的那条路。此言或许过重，但是对我们社会中已经出现的个别极端情绪来说，也许是必要的。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和矛盾不容回避，但是，我们同样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财富帮助我们去迎接挑战，解决矛盾。成熟的、理智的、同时勇于直面问题的心态，是我们“三十而立”的标志。我们向社会提出勿将“贫富差距”变成“阶层矛盾”，就是希望社会各方以辩证的、理性的眼光看待贫富差距，而不是渲染一些激化社会不满情绪、形成社会心理断裂，乃至增加人与人之间猜忌仇恨的大口号、大概念、大标签，听起来人人解气，结果却是人人不安，富裕者考虑的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自保，甚至向海外转移财产。这就会损伤勤劳致富、创业致富、知识致富的积极性，伤害一个社会本有的和谐和生机。

　　总之，要消弭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矛盾，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谋求社会公平；借助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打击腐败和特权；逐步合理地提高社会福利；努力实现教育公平；建设符合三公原则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