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垄断与金融危机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垄断行业的改革几乎年年都是我们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但每次总是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如前文所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其根源于政治文化中对“民间”的排斥，而垄断行业改革停滞不前也同样源于我们政治文化中对国企垄断合法性的认同。

　　从政策角度上来看，把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诠释为 “要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保障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实际上是混同了企业创造财富的职能与政府负责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职能，而且这种诠释实际上也是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到了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对立面，赋予了国企在诸多行业领域垄断的合法地位。

　　在法律制度层面上，经历了几次宪法修改，最终在2004年《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政地位定了调。2004年《宪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紧接着第2款同时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从文本上看起来，保护与监管并重，逻辑上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若与《宪法》第7条关于国有经济的规定进行比较，逻辑上的缺陷就非常明显了。《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里只强调了保障，却没有如非公有制经济那样 “监督和管理”的规定。这种看似微妙的差异，彰显了意识形态上和监管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差别待遇。

　　就是这种片面地对国有经济“保障”的强调，导致了国有企业获得了政策上和法律上诸多的特权和监管的豁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本应是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垄断国企，在反垄断法上却成了保护对象，享受豁免的特权），从而导致垄断行业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不仅如此，垄断国企对垄断的滥用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许多乱象本是监管腐败与无能所导致，但通常被曝光放大的却是企业的败德行为，而为虎作伥的官僚却摇身一变，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其结果是非公有制企业沦为了打击的对象，成了疾风骤雨式的治理整顿政策、调控政策的“刀下鬼”，而与此相对应的公共治理却鲜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善，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受到任何的触动。实践证明，企业和企业家的逆向选择、机会主义、投机、欺诈、漠视社会责任大多为监管无能、监管不作为和监管乱作为所导致，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无关。就垄断而言，垄断滥用与公权力腐败往往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它们的结合最终会进一步助长各种投机、经济和政治腐败，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并最终形成玉石俱焚的灾难性危机。以下笔者就通过1929-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实例来诠释政治腐败、垄断滥用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期我们的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能够从中吸取某些经验教训。

　　对导致美国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原因，美国学界有各种解释，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监管失败、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垄断滥用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美国著名财经观察家，《美国前景》杂志创始人罗伯特·库特纳在2007年10月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上所作的题为《1929年与2007年的惊人相似》证词中就指出，2007年次贷危机中证券包装商使用高杠杆制造资产泡沫，而这些泡沫资产被包装成证券出售给公众或担保品价值不确定的专业基金。金融中介人这种以真实经济为代价谋取暴利的作法与20世纪20年代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滥用本质并无两样。当时，通过公用事业控股公司金字塔结构不断地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股票兑水，面值为1美元股票实际价值却只有几美分，而公用事业运营公司从消费者支付的高额电价和燃气价格中获得的暴利，却通过关联交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控股公司金字塔顶层少数控者手上，而这些渗水股票的真实价值只有泡沫破裂时才会显露出来。如巴菲特所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裸泳者，直到潮汐退却。许多美国学者都持同样的看法。

　　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的时期。一战后，从1920年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高速增长的繁荣时代，1921-1923年，美国经济总产值经历了每年10.5%的高增长，随后的1923-1929年间，平均增长率也保持在3.4%。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2年的91点，上涨到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90点，涨幅达到218.7%。

　　1929年10月24日，历史上称之为“黑色星期四”，美国纽约股市大幅度下挫，道琼斯指数从最高点305.87点猛跌到272.32（跌幅9%），恐慌迅速蔓延，在“黑色星期四”后的一个月里，纽约股市市值损失40%，在随后的3年中，市值损失90%，所有蓝筹股，如通用电力、希尔斯、美国钢铁公司等概莫能免。股票总市值从900亿美元下降到160亿美元，债券总市值从490亿美元下降到310亿美元，一战后到1929年期间发行的500亿美元价值的证券中有250亿美元几乎或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

　　1932年4月24日，英萨尔所控制的英萨尔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倒闭，被政府接管。它的倒闭使60万股东和50万债券持有人血本无归，投资者损失高达7亿美元之巨，这是当时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企业倒闭案。从1929-1935年，共有53家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破产，其中有36家上市公司。接二连三的公司倒闭让美国彻底陷入大萧条之中。1933年，美国GDP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1929年水平。在1930-1940年间，除1937年外，失业人口一直保持800万以上，1933年失业人口更是达到1300万人，即每4个人中有一个人失业。

　　美国股市非理性繁荣的主要推手就是公用事业泡沫，而该泡沫的形成源自监管无能、官僚腐败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垄断滥用。数据显示，在当时纽约股市上，公用事业板块总市值达到148亿美元，占整个市值的18%，是股市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板块，在危机前后起到了引涨领跌的作用。当时纽约股市主要由三大行业板块构成，即工业板块、铁路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 （当时主要是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的电力行业和燃气行业）。比较1929年初纽约股市股票价格和危机爆发前最高时的价格，工业板块股票上涨了20%，铁路板块19%，而公用事业板块平均涨幅达到了48%，是前两个行业板块的两倍。相对于公用事业资产的账面价值，公用事业股票价值普遍高出了账面价值的3倍。导致股市大幅度下挫，引起股市恐慌，也是公用事业板块。在1929年9月到11月间，工业股票下跌了48%，铁路为32%，公用事业为55%，公用事业跌幅最大。

　　刺破公用事业泡沫、引爆股市崩盘的导火索，就是美国各地发起的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反托拉斯调查。1929年8月，垄断马塞诸塞州电力行业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爱迪生照明波士顿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拆股决议，企图对该公司股票进行拆分，以提高分红比例。当时公司股票价格高达440元每股，但实际账面价值每股只有164美元。当时，波士顿的民众对该公司高额电价非常不满，波士顿居民支付的电价为0.85美元每千瓦小时，而临近的哈佛大学所在地——剑桥的电价则为0.55美元每千瓦小时。据当时媒体报道，美国民众支付电价普遍是邻国加拿大的10多倍。迫于沸腾的民怨 ，1929年10月12日，马萨诸塞州和波士顿市政府拒绝批准该公司拆股申请。不仅如此，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部还批评说，公司意图通过拆股，增加控股公司股东的分红。通过维持高额电价来增加股东分红是不公正的。并警告说，如果公司股东继续通过维持高的电费来增加股东分红，政府将接管该公用事业。该消息一经媒体披露，该公司股票价格一下子就从440美元下跌到360美元。10月15日，波士顿市政委员会建议市长通过立法将波士顿爱迪生公有化。10月16日，马萨诸塞州艾伦（en）州长宣布要发起对波士顿爱迪生全面调查，包括电费水平、公司分红、折旧和盈余。消息一经宣布，该公司股价就从360美元下跌到328元。

　　马萨诸塞州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利润水平真实来源提出挑战的，就在该州当局不断发出要对公用事业定价、分红、折旧等进行全面调查威慑的同时，纽约市和纽约州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开始对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发难。时任纽约州长，后在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在1929年10月8日任命了一个独立委员会对公用事业监管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主席邦布瑞特教授（Bonbright）一直是公用事业监管的批评者，他称当时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监管是邪恶制度（vicioussystem）,因为它完全忽视了消费者的利益。纽约市市长杰米·沃克尔（JimmyWalker）为反击其政敌对其接受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行贿的指控，也信誓旦旦地向公众表示，要对电力等公用事业领域过高的费率进行干预。一时间，美国到处都流传着政府要将私人控股公司控制的公用事业公有化和接管的传言，电力、燃气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股票价格开始大幅度下挫，并最终成了压垮纽约股市的最后一个根稻草，导致了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市的恐慌和崩盘。

　　为什么政府当局对公用事业控股的调查会引起股市恐慌？公用事业泡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到底是什么力量一直在不断推高公用事业控股公司股票？为什么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成为危机制造者和引爆者？笔者将在下文通过英萨尔公用事业帝国故事来对上述问题一一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