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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 ，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出了极低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见本专栏以往文章：华商为何不爱黄龙旗？)。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 ）？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只有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不幸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子从11854.88吨上升到30526.18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因此，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787.7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813.6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 (《筹洋刍议》)，而李鸿章日后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中央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损，又使华商易受外商要挟。“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李鸿章说，成立轮船招商局，可以“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并没有分析阐述何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衮衮诸公们，其实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在星条旗和米字旗的护卫下，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背后，真正的竞争者却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为诡异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希望从国企企业干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讽刺的是，招商局的经营局面的扭转，是在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之后，“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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