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监督“有病”药价怎能不“高烧”？

　　暴利药的症结在哪里？业内外人士早就给出了答案——无非是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流通体制生了“病”；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价格监管在某些环节也出了比较大的问题。这两方面如果同时失灵，那带来的的确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亦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已经不再是药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能仅仅把矛头指向体制吗？体制是人制定的，也是靠人来落实的。毋庸讳言，多年来国家为遏制药价暴利，所下发的文件和进行的制度设计已经很多，这些规章制度不能说全都毫无价值，但为何几乎沦为一纸空文？我们不缺制度，我们缺的是对制度的尊重，缺的是对制度的执行。

　　学者孙立平曾称，“有人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内，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它们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显然，药价虚高，也许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有关，但更说明制度运行的条件和基础出现了问题。简言之，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以天价芦笋片事件为例，每瓶出厂价只有15.5元，药品经销商狠狠心也才每瓶加码到30元，但是地方政府竟然标价每瓶185.22元，医院再根据15%的规定提价，也就卖到了每瓶213元。而且，医院必须通过湖南振湘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行招标采购，而该公司则是一家红顶公司。有论者说，“药价黑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监管没有到位，但它怎么能到位呢？监管者就是最大的获利者，总不能自己把白花花的银子监管掉吧。”最近，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医院只是“暴利药”利益链条的下游，问题关键出在源头——政府物价部门定价虚高。斯言诚哉！当制度的执行者意欲牟利时，他会真心执行吗？当监督执行者也意欲分一杯羹，他就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能否抑制药价暴利事关医改成败，但是，在新医改实行一周年之际，媒体爆出的“暴利药”比新医改实行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报道说“新医改一年已经耗资达3900亿元”，但是这些钱到哪去了？是不是大部分都进了类似于振湘医药的 “红顶公司”？如果不是，为什么作为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廖新波也说“传说医改已经投放3900亿元，但是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解决不了，医改投再多钱就能成功吗？

　　最近，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各省、区、市等卫生厅局长以及卫生部相关司局的主要负责人，签订了2010年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责任状。据悉，这是建立卫生系统落实医改任务目标责任制和深化医改任务“问责制”。现在问题已经不断暴露出来，“问责”能尽快进行吗？

　　此外，国家发改委日前也宣布，为打击药价暴利，推出四项举措，其中有“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等规定，坊间称之为猛药、狠药。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不解决制度执行和监管中的溃败问题，再猛的药也会被稀释，最终稀释到药效近乎为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