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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申请经适房 不靠谱

来源:《新财经》 作者:崔晓红
2010年06月04日16:27

  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的情况下,要让农村人和城里人在保障房制度上率先实现平起平坐,步子跨得有点大了。愿景很美好,只是近期实现不了

  农民工申请经适房 不靠谱

   近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建设农民工公寓,提供公共租赁住房,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范围。

  政策本身当然值得拍手称快。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变身市民,农民工变身城市工人,是迟早的事。但是,现在就说让农民工进城申请经济适用房(以下简称“经适房”),多少有些让人难以置信。毕竟,眼下经适房的供应可谓杯水车薪,大批城市低收入人群都申请不上,却还要和农民工朋友共享,听起来像是笑谈。

  中国的许多政策(包括政府的表态)经不得细琢磨,但还必须细琢磨。只有细琢磨了,你才能领略其中的奥妙。比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调节房地产市场的指导方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就隐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同样,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在现行制度下,农民工要迈入经适房的门槛,还真存在不少障碍。 户籍樊篱难逾越

  中国人很莫名地被户口簿上的那个小戳分为了两类人,即城里人和农村人;更加莫名的是,户籍不只是地域差异的标示,还成为人等级的标记。城里人似乎天生就高农村人一等。

  农民工申请经适房,首先碰到的就是户籍这道硬门槛。

  目前的经适房制度是城市福利保障制度的一部分,针对的是城市低收入人群。几乎所有城市都规定,要申请经适房,首先一条,必须有本地城镇户口。如今要将农民工纳入申请范围,政策口子该怎么开?

  就在杨副部长表态后不久,地方政府纷纷作出反应。不少地方顺势表示,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可以申请经适房,但也有部分城市表示暂时实施有难度,比如无锡。

  5月初,无锡市房管局住保中心负责人表示,具备无锡市市区城镇户籍是申请经适房的第一道槛,如果将农民工纳入经适房范围,则要颠覆整个体系。“现在有关农民工纳入经适房范围的话题尚在讨论中,至于今后无锡是否采取相应举措,现在还不好说。”

  无锡等地的决议虽看起来不太合时宜,但相比之下,倒显得理性。放开户籍不单是申领条件上的一点变化,可以说是保障房制度的彻底变革,也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意义不小。

  毫无疑问,要让农民工住上经适房,放开户籍这项硬标准是必须的。怎么放?有两种情况:一是彻底放开,即对农民工的户籍没有任何规定,向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朋友敞开大门。从目前来看,鲜有城市有这样的魄力;另一种则是有限度地放,即虽不要求是城镇户口,但户籍必须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少城市采纳了这种方式,比如成都。

  成都市是较早试行经适房向农民工开放的区域之一。成都市在户籍方面的要求是,“户籍属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农村户口、在成都市主城区务工的进城务工农民”。也就是说,非成都籍的外埠民工无缘申请经适房。这样的做法似乎也不尽合情理。

  打个比方。以北京情况为例,同样是农民工,一位来自北京房山,另一位来自河北廊坊。在前述第二种规定下,前者有资格在北京市申请经适房,后者则没有机会。而很可能在事实上,河北廊坊的农民工朋友对北京的贡献远远超过北京房山的那位。

  让不让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购买经适房是问题的一头,问题的另一头是,买了经适房以后,给不给农民工城市户口?

  户籍问题之所以让人纠结挠头,根源在于附加到户口上的各种利益以及隐藏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制度。在现行户籍制度下,户口上不合理地负载着多种社会福利待遇。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值钱,原因也在于此。

  给不给购买经适房的农民工城镇户口,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给,占了城市福利资源,城市人心不甘情不愿。不给,农民工在城里生活得“名不正言不顺”。农民工在城市有房却不是城市人,为城市贡献了却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福利。这有失公允。长久下去,对社会稳定也不利。

  对此,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钟永生对《新财经》记者表示,户籍制度不改变,所谓农民工申请保障性住房的可靠性是值得质疑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刻不容缓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外国人来中国都可以享受和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中国公民自己还分三六九等,这样,怎么能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钟永生说。 先富起来的农民工先进城

  放开户籍限制,给予农民工申请经适房的资格后,农民工能不能买得起经适房?这是政策能够形成并顺利实施的又一个核心问题。

  在很多城市,经适房单价不低,农民工因为没有公积金、无长期固定劳动保障,他们能否负担得起经适房的购买支出?异地户籍能否申请到银行贷款,并保证偿还贷款?这些都将影响农民工的实际支付能力。

  目前,北京、上海的经适房的均价每平方米高达五六千元,这样的价格对一般的农民工来讲,显然承受不起。王良是江苏苏北农村人,在上海打工已经五年,老婆孩子还在老家。他在建筑工地干木工活。“每年赚到两万元就很不错了,这两年还涨了一点,之前更低。”王良告诉记者,以他这样的收入,在老家生活还算宽裕。至于在上海买房,他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想了,也买不起。以均价5000元/平方米计,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30万元。“以现在的收入,我一家老小不吃不喝,得十五年才买得起。”王良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相比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情况相对要乐观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时,刚从山东考察回北京。他告诉记者,从他们的调研情况来看,山东一般的县城,房屋建筑成本可以控制在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城郊还会再低一点,每平方米700~800元。以销售价格2000元/平方米计,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为12万元。“农民工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再贷部分款,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党国英表示,农民工申请经适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短期施行的可能性不高,中小城市更加可行。

  事实也如此。截至目前,我们看到表态愿意接纳农民工的基本都是中小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大城市的户籍含金量更高。

  无论如何,从支付能力看,购买经适房对一般农民工来讲是很大的负担。当然,在广大农民工朋友中,不乏先富起来的农民工,像人们常说的包工头等。他们更有机会优先申请经适房,也更有能力优先入住。如果说,经适房是照顾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话,那么,当它对农民工开放的时候,一定是优先吸收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工先住房,先进城。这与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也算一脉相传。 有钱未必买到房

  农民工买经适房,买不买得起是一回事,买不买得到则又是另一回事。

  过去几年来,包括经适房在内的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一直存在着缺口。计划内的城市居民申请尚且困难,何况是农民工。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纷纷表示要加大包括经适房在内的保障房制度的推进力度,但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方面,总是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响应并不积极,中央政府想推都推不动,原因明摆着:大量保障性住房建设会拉低房价。据有关专家估计,廉租房与房价呈反比关系,廉租房的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而高房价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支撑,一些官员从中获利匪浅。所以,在加大保障房的供给方面,地方政府必定会三思。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地方打着经适房的旗号建商品房,或是建一些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的福利房。比如,郑州某镇打着经适房的旗号建别墅,山西吕梁以经适房的名义取得划拨土地,摇身一变成了商品房……这些假经适房,当地政府肯定也是作为保障性住房上报的。所以,真正公开向社会配售的经适房,可能要比官方数字少得多。

  就是数量很有限的经适房,在配售上也是有顺序的。首先是政府机关。大量经适房、限价房变身为地方政府的福利房。其次是一些有门路的人。各地频发的“经适房连号”事件,已让经适房分配中的内部交易充分暴露。当然,也有一定的保障房给普通老百姓,但,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如此紧张的经适房供应格局中,农民工还要分得一杯羹,谈何容易! 脱离了土地 生活将失去保障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土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生活保障。农村户口与土地是绑定的,凡农村户口每人均可分得一定数量的宅基地。那么,农民工买了经适房后,农村老家的宅基地怎么办?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工真能享受城市的美好吗?

  成都市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可向成都市申请购买中心城区经适房,并获得成都市户籍”。如此一来,农民工购买经适房后,就获取城镇户籍,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了城里人,也就不再拥有原先的自留地和宅基地等。

  读到过一篇调查报告,讲的是湖北荆门农民进城又返乡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中期,湖北荆门市在城区南边建了一个大型开发区,修建了很多可以用来做小生意(开小商店等)的商品房,并以很低的价格向农民出售。那时荆门还没有兴起大规模的打工潮,农村中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花上数万元至数十万元,到荆门城南买了商品房,但很快,进城买房的农民发现,如果所有进城农民都开小商店,经营小商店的利润,无法支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费用,不久,大部分进城买房的农民,又将所买商品房转卖,回到村里种地去了。

  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都是一个人闯江湖,妻儿老小依旧留在家乡生活。一个人在城市打工,与拖家带口到城市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老人和小孩,这些农村的“半劳力”脱离了土地,是不能自足的,在城里的开销要比农村高得多。加之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因此,对他们而言,没有了土地保障的生活,压力要大得多。

  对此,钟永生表示,农民工进城,要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缺少工作技能,政府也要组织对他们进行培训。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情感上,不能歧视他们,“让他们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感觉到已经融入城市这个主体中来。相信他们能找到他理想的工作。”

  城市生活的方便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农民进城的极大动力,但鼓励农民进城,就得考虑农民进城之后,是否能够获得在城市生存下来的收入。想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朋友,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准备吸纳农民工进城的地方政府,也要做好准备。 财政实力是根本 执行力度是关键

  办法总比困难多。农民工进城享受保障房,虽有难度,但只要政府愿意去解决,就一定能解决。关键在于政府有多大魄力。

  钟永生说:现在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很多大中城市,有一些流动就业人口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固定就业人口,已经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已经为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是应该的事情。因此,农民工享受保障性住房是非常必要的。关键是政府在以后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政策措施及落实上能否到位。

  “我觉得户籍、土地等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财政问题。只要政府财力给予足够的支持,房子就能盖,社保就能跟上。”党国英说。

  钟永生认为,国家是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的。“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约19600亿元,同比增长34%,这还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照此推算,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可达8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美国全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1.8万亿美元,如果我们是8万亿元人民币,就相当于1万多亿美元了,差不多已经达到美国一年财政收入的70%。从财政上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了,日本都不能跟我们比。而且我们政府的支配能力极强。因此,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拿出一部分钱来,多建一些保障性住房给长期为城市服务的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障性住房?”

  词语识趣 农民工”与“官员

  “农民工”一词存有颇多争议,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它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速,经济发展增速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一般理解是指,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

  在采访过程中,钟永生一再强调“农民工”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很多干部小时候也是农民,是不是以后都叫农民干部?”钟永生认为叫“流动就业人员”或者“比较稳定的流动就业人员”比较准确。

  与之相对应,钟永生认为“官员”一词用得也很不得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一个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可是现在很多干部的嘴巴里面充满着官语,真把自己当‘官员’了。”什么事做久了就会形成心理暗示,哪怕只是一个称谓。

  “干部对应群众,官对应民,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责任编辑:曹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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