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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中国代工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压榨劳动力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谢国忠
2010年06月07日06:18

  扼杀梦想之后

  新一代中国农民工出生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在飞速发展的经济中长大。这一代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生存,他们往往有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异。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困

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

  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机器与人

  十年前,我曾参观某家电子制造承包商的工厂流水线。一排排年轻姑娘专注地将零部件组装到一起。工厂对她们的如厕和小憩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她们也只能坐在指定的长椅上。车间经理告诉我,这些人都只有18岁,“这活儿需要手指灵活的工人。过几年,我们再换另一批18岁左右的女孩。”

  参观之后,我写了篇文章,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奇迹就是依赖那些极端温顺听话的中国工人。从这一经济动力中获益的,不仅有提供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的西方企业,还有设在中国的外包制造公司。后者尤以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著称。目前,代工行业发展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台湾企业。

  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中,曾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体系不人道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卓别林模仿的那些场景早已了无踪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厂主只好购买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人力,比如,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主要由机器人来操作生产。

  可是,当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供应充足的环境下,资本密集型生产发生了改变。一些工厂以人力取代机器起家,包括一些电池制造商在内。这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外包模式—特别是电子制造业的外包—将这一模式用到极致,利用廉价劳动力最大化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通常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关联。如果企业需要一笔固定投资,那么,它需要一定的规模以取得投资回报。在中国,外包业务劳动密集型特点突出,同时也规模巨大。有些企业雇佣了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通常在同一地点)工作。它们是如何发展规模经济的?

  我认为,有两大因素促进这类企业的壮大。其一,与苹果公司或惠普公司这样的大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并不容易。通常看来,长达数年的沟通往来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在同行中脱颖而出的供应商更容易获得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商的总量不断减少。因此,坚持下来的供应商规模不断扩大,其规模经济效应源于优质的客户关系管理。

  其二是劳动力管理。这也许比第一点更重要。一家成功的中国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这与公司的组织制度密不可分。如果一家公司聘用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员工,那么,相应地,它需要一个庞大体系来组织招聘、安排住宿、提供培训以及管理员工。

  军事化管理溯源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希望迅速实现工业化,同时面临着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的挑战。日本企业选择军队作为学习的范本。因为当时军队也面临着类似问题:需要将农村男孩训练为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军队采取了压力最大化和严格的全盘管制的方法。这样一来,工厂制服、早操、忠于公司的观念教化等,成为后来日本工厂的特点。

  这套体系也推广到了其他东亚地区。台湾受其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台企深谙日本的管理模式,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颇为了解,它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管理甚至比日本在华工厂更“出色”。

  台湾的成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样一来,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以及品牌推广和分销。

  美国的品牌公司、其分销公司和台商代工公司之间的盈利关系可持续的前提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并且中国工人仍然愿意接受工厂的工作条件。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看到很多华工为多挣一点钱去很远的地方干活,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吃苦文化”的影响;二是家庭责任的要求。代工厂的女孩子们一个月能挣100美元,用来付弟弟的学费,给妈妈买药,(如果可能)为家人买处房子。她为家庭牺牲自己,换句话说,她并没有自己的人生。

  归根结底,她们当时接受艰难的环境基于三个因素:其一,她能吃苦;其二,她们家需要这笔钱过活;其三,当时物价较低,100美元已经是很多钱了。

  如今,这三个因素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中国的新一代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不必担心挨饿受冻。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村庄也许没有严格执行,但总体而言出生率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这一代是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的。不是那么爱吃苦的性格特点,使中国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同龄人有了更多共性。

  其次,农村家庭的生活也没有十年前那么差了。每户要供养的孩子更少。政府比以前更关注农村教育;有了医疗保险体系,家庭因病而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减少;大多数农村家庭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当代农村青年肩上的家庭责任,不如以前那样沉重、那样迫切。

  第三,通货膨胀已经严重侵蚀了收入的价值。今天的农村青年渴望生活在大城市,但城市房价增速比他们工资的增速还快2倍。他们的梦想比十年前更难实现。

  时代变了

  最近发生在富士康等企业的事件,意味着一个新面目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资源不如以前充足,劳工不如以前温顺听话。在以上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方式暴露了它们对这一事实的无知。它们仍然以为这些只是个别事件,通过施压和收买就可以恢复“正常”局面。

  在此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代沟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寻常关系。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

  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他们想在大城市定居;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一样,他们期待从事有趣、高薪的工作。当前的工厂体系无法满足他们的梦想。那些工厂通常远离市区、比较封闭。离开农村来到工厂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在这里比在家乡更孤单。他们身处城市和农村之外,过着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现有薪酬制度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基本工资很低,只有通过大量的加班才可能挣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们没有时间来规划、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几年后,他们将失去青春和工作,却仍然没有能力或财力来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地方政府和工厂业主的特殊关系,是解决或避免劳工问题的阻力。大多数沿海工厂都从内陆招工。当地政府与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税收和其他收益的缘故,政府与工厂业主的关系非常紧密。处理劳工问题时,当地政府自然站在企业那一边。

  为改善现状,中央政府应该严格审批远离市区的大型工厂用地。未来的工厂应靠近发展完善的城市,像其他国家那样鼓励工人租用当地房屋,而不是过宿舍生活。他们应该得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将厂址设在工人住地附近。

  尽管有些人意识到了中国劳动力的挑战,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或许对此还没有清楚认识。维持原有模式和保护西方客户业务的冲动,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处理富士康这类危机时,他们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我担心更严重的类似危机还会再次发生。

  最终,市场力量将打垮当前的制度。工人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可以参与城市服务业。虽然工资可能有点低,但生活要好得多。而且,他们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迫使工厂在劳动力密集的地方选址,并提供人性化的工作条件。拒绝改变的沿海当地政府将是最大的输家。为了保证收入,政府希望与工厂站在一边,但最终他们将失去工厂!

  

(责任编辑:黄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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