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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倍增计划”要从底层做起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06月07日00:00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宣布,北京最低工资上调,从原来的每月800元调至960元,增加160元,上调幅度20%。同时,失业保险金标准也将上调70元。新标准7月1日起执行,据称10万人会直接受益。

  如果说北京有1000多万常住人口,10万人也就意味着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要靠最低工资制度设置的标准,来获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水平。曾有不少人都以为,只有少部分经营规模较小的用工单位会面向少部分就业者,按政策底线的最低工资制度发放工资。但事实上,冷酷现实反映出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地区, 在最低工资水平线上生存的劳动者远不是少数。那么,到底有多少企业、多少用工单位,还在贴近最低工资保障线,来给绝大多数工人发工资呢?这样的问题,需要从中央到各地的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做出调查。

  最近,有关针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意见中,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实施5年收入倍增计划,让多数人收入翻倍。这在日本曾经有过很有示范意义的先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真正开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疑对解决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矛盾、缓和贫富差距有良好作用。但是,收入倍增显然不能依靠通过公务员加薪,而引导其他用工单位加薪的方式进行。近年来若干次公务员加薪的经历,都说明了它对其他部门、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报酬提高,没有实际效应,使用过多还会相反加大社会不满。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首先要靠最低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率先在五年内翻倍、甚至增长更多,才能最大程度地带动多数国民收入上涨。因为目前只有最低工资收入上涨,才真正代表了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群体以及普通劳动者收入可能上涨的机会。既然政府不能直接指挥用工单位涨工资, 但最低工资每年调整20%,就意味着其他低水平工资的雇佣岗位就要相应提高工资。提高工资从低端收入往上逐层移动,才可能带动多数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普遍上涨。

  而普通工资上涨会带动通胀的说法, 则是回避了中国经济的真正矛盾。若干年来,投资拉动型的经济震荡前行,最大的通胀压力来源于投资泡沫,或者社会闲置资本(财富群体)的投机活动,以及外贸和汇率体制带来的货币超发(也最终表现为投资)。这种通胀压力,本质上是从生产性资料品向一般消费品传导的,并且在由收入上涨乏力约束的消费不振状况下,形成一种恶性链条:投资拉动的通胀,与持续的低收入导致的消费匮乏并存,让经济步步失衡。只有普通收入者的工资和收入上涨,才可能减少中国经济断裂层的距离,缓和投资拉动型通胀和消费承受力弱化的紧张关系。
(责任编辑:侯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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